与著名二胡演奏大师闵惠芬相谈甚欢

近来考古发现，从约九千年前的河南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最近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吹奏乐器。分属於贾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经专家研究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把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提前到八千年前。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并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贾湖骨笛是用鹤类动物的尺骨锯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制笛之前贾湖人曾经过认真计算，笛子制成后还运用打小孔的方法调整个别孔的音差，制作方法和过程，与现在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它的音律水平和计算水平都是很高，说明了贾湖人已经有了音与音之间距离差别的基本概念。而这些音程关系，经过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音乐艺术实践，直至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在计算和理论上加以科学化的总结，才使人们对十二平均律有了新的认识。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将中国音乐起源的历史大大地提前了，以前的音乐史告诉人们，中国音乐的蒙昧时期早于华夏族的始祖神轩辕黄帝两千余年，大约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而现在将这一时代提到了九千年。先民们挖制的骨笛和烧制的陶埙，不仅可以吹奏由两三个音构成的简单旋律，而且还可以演奏较复杂的乐曲。另外，还有鼓、磬等乐器的构成一种独特的上古音乐文化氛围，已然说明早期人类所具备的对乐音的审美能力。其二，古代乐器的发明，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如最早的弦乐器“箜篌”，大约是从捕鸟兽的弓渐渐演化而成。而《史记》记载的“击瓮叩缶，真秦之声”，则是标明了食器演化为乐器的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漫长的，始于公元前五千余年的陶埙从单音孔、二音孔逐渐发展到五音孔，并可发出十二个半音的音列。根据陶埙发音可以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七声至少在商、殷时已经出现。可以说，这一重要发现的考古，对那种以典籍的缺乏来否定中国音乐起源的真实历史的做法，是一种纠偏。同时也说明，中国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上，有一个相当辉煌的开端。

远古时代的音乐文化，一般与人们的生产实践和生命情绪相关，而具有歌、舞、乐互相补充结合的特征。从远古到夏商周的音乐文化的延伸脉络，大体上已经开始脱离原始氏族乐舞的图腾崇拜等特征，更为关注时代与自然和社会关系，这一点从“六代乐舞”的整体氛围中，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的规模宏大、声调平淡、缓慢肃穆特征中，可以感受到音乐与生命的原初的史诗般的联系——从《大夏》中不难感受到对夏禹治水的颂扬，从《大蠖》能够见到商汤伐桀除暴的历史画卷。而夏代的鼍鼓，商代饕餮纹铜鼓和石磐、编钟、编铙乐器，使得中国乐器史走向一个辉煌的时代。《诗经》中的歌诗很多，如《小雅·北山》“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说明用音乐来祭祖和祈雨。从《诗经·国风》中，可以感受到民歌的勃勃生命力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种俗乐同雅乐的旨趣是相当不同的。其俗乐的繁盛使歌手的技艺提高，据传秦青一歌，“声振林木”，而韩娥一曲，“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易经·豫卦》有载“先生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将礼仪与音乐看作同等重要的，音乐成为先民人格修养和崇尚德性的重要方式。而屈原的《九歌》所表征出来的音乐风格，可以看到楚地域文化的新特征。

周代音乐文化高度发达的成就，还可以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曾侯乙墓葬中的古乐器为重要标志。据载：这座可以和埃及金字塔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礼乐制度的模式，出土的八种一百二十四件乐器中，最重要的六十四件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编列，总重量达五千余公斤，总音域可达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发两音的特性，其中部音区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关于旋宫记载的可靠。在周代出现了关于音阶、调式这转调的理论，即“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五声阶名（宫、商、角、徵、羽）已经确立，加上变宫、变徵构成七声音阶。十二律的理论也已经确立。十二律的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最早见于《国语》。音乐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情感的多方面需要，使得中国音乐日益走向了成熟和发达。日本学者认为，“周末而竟颓废者此实国家奖励音乐方法错误之罪也。国家对于国民施以音乐教育，其事亦最困难：若以此大任委之于音乐家，则彼等不知政治为何物，入委之于政治家，则彼等不知艺术为何物。皆足破坏国家社会之安宁。予思孔子出世如更早于春秋时代，则周代当不至于如斯之乱也。”

其实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唯心性。历史不可能重演和假设，历史也不可能按照事后得重设加以演变。周代的衰颓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而不仅仅是音乐教育的问题，更不可能因孔子早出生就可以拯救周代的消亡的。这样将音乐与亡国联系起来，使音乐负载了太多的政治内容，不利于音乐本身的发展和阐释。

孔子论音乐，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音乐具有很重的分量。无论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的总体理论，还是“吾与点也”（《先进》）的审美向往，都说明孔子时将音乐作为人的生命完成和内在平和的重要维度。他的音乐思想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音乐美学有着重要意义。在《论语》中，可以说是我依据的孔子论音乐的主要材料。如果说，孔子开场了儒家音乐审美理论，孟子发展了这一理论，那么可以说，荀子则完成了这一理论。这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从秦代开始，中国走向了统一，这种统一的社会政治格局，使得文化、思维、审美也有诸多新的变化……

就音乐而言，无论是秦汉时期的“乐府”“相和大曲”“百戏”，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古琴曲《广陵散》、《猗兰操》、《酒狂》等的出现；无论是唐代歌舞大曲（如《霓裳羽衣舞》）和说唱音乐的发达，还是宋元时代的“勾栏瓦舍”、“词曲音乐”、古琴流派的开创（《潇湘水云》等）、“马尾胡琴”的记载和“三弦”的出现；无论是明清时代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名曲（《平沙落雁》、《流水》、《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十面埋伏》等），还是近现代的戏曲音乐、器乐艺术（如《春江花月夜》，阿炳《二泉映月》，刘天华《病中吟》），以及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等，都既显示了中国音乐基本稳定的民族精神内核，又反映了不断记收多民族文化精神而出现的文化整合性特征，进而为中国音乐在新世纪进入世界音乐大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当我们大致弄清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轨迹后，就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音乐思想的基本审美特性。中国音乐属于东方音乐范畴。一般认为，“东方”系取“Orient”这一词的原意，它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指的是地中海以东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与“西方”(Occident)相对。被称为“东方”的广大地区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都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所培育创造的灿烂音乐文化对本土和其他大陆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我同意这种说法：继古埃及和巴比伦之后出现的以马卡姆为特征的阿拉伯古典音乐，以拉格体系为代表的印度古典音乐，以主要由各种敲击乐器组成的大型合奏音乐为代裘的东南亚锣群文化，以及吸收自中国传统音乐而加以民族化了的日本宫廷雅乐、市民琴筝音乐及三味线音乐，以及朝鲜的唐乐都属于亚洲传统高级文化的音乐，它们都具有与西洋音乐明显不同的特征，东方地区居住着30亿以上的人口，数百个民族，现今仍保存着难以计数的处于不同发展层次的民间音乐文化。

中国古代《乐经》历来就被尊为“六经”之一。相传遭遇秦火，而淹没不闻。也有人说本无其书。如清《礼经通论》认为：“乐本无经也。……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这种看法将《诗经》看作《乐经》的本原，将《礼记·乐记》看成是《乐经》的具体论述，也许可以使我们重视《诗经》和《乐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当然，历史上人们对音乐魅力的探寻热情并不因为《乐经》的不彰而降低，相反，哲人们对音乐的魅力和规律的探讨，是伴随着中国音乐发展的始终的。甚至可以说，中国音乐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变，与中国音乐的理论反思紧密相关。《礼记·乐记》中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无数世纪的琴海音波中，音乐成为人灵心声和现实的情感呈现。

在我看来，中国国学经典的《周礼》提出“六艺”的理论，把对人的教育归结为“礼、乐、射、御、书、数”几个方面，并由孔子等人大力宣扬与倡导，成为其后每个孺子立身治国的基础学问与修为能力。同样，西方著名古希腊教育先哲柏拉图的“四艺教育”中着重提出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的学习。虽然两种教育体系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把音乐作为一项基础的教育，可见音乐对一个人的成长以至于国家的兴衰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古代音乐的辉煌，反衬着今日中国音乐的暗淡。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音乐的似乎在西方现代后现代音乐中丧失了自信心，而不断走向技术至上主义。今天似乎从和声、曲式、对位、织体、配器等来研究音乐的时代已经不再，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电脑网络时代加速全球一体化，人们在快节奏生活间隙的疲惫中寻求音响刺激，波涛汹涌的MTV、摇滚乐、后现代电声音乐呼啸而至，人们音乐技术和音响技术所征服。

其实，音乐有两张脸孔，一是技术的脸，二是精神的脸。所谓技术是指调式、节奏、旋律等等规定性，所谓精神是指音乐的天地人神的四重维度。在遥远的古代，音乐是人神之间的使者。犹大教的《塔木德经》说，天上有一座恢宏的神殿，只有歌唱能打开它的大门。而古希腊的传说中，万神之子阿波罗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在中国，音乐被看作人性善的象征，成为社会伦理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在他看来，人只有在音乐的启迪下，才能达到圆融无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