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任大使，礼节性拜会驻在国官员本是常事，可在某国却行不通。万万没有想到，该国政客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此浓重，同他们打交道如此艰难！某些官员约了两三次，总是借故推诿，有的干脆说不愿会见“中共大使”，简直无礼至极。在近3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第一次尝到了“小国欺负大国”的滋味。为了消除积怨、误会，不与其一般见识，还是硬着头皮登门造访。

有一位议会右翼党团领袖，约了四次才得以相见。为什么非要见他呢？因为他是议会所谓西藏问题提案发起人。

他会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仇恨俄语”。我说：“语言只是工具，既然不喜欢，我带了翻译。”

第二句话：“您是中共大使，所以我不想见。”我说：“世界上所有驻外大使都只代表国家而非政党，包括贵国。”

第三句话：“我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意见。”我说：“有分歧不要紧，可以交流沟通，何况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

他勉强认同之后，双方才开始正常对话。

临别时，我表示：“看来，您确实不太喜欢中国，但不知对中餐有何评价？”

他答：“很喜欢，每次出差总要去找中餐馆品尝。”

我说：“那好，下次我请副议长先生到使馆品尝正宗的中餐，不知敢不敢？”

他接过来说：“那有什么不敢的！” 

一个月后，他应邀来官邸做客，三杯茅台下肚，一改先前的傲慢态度，也只谈友谊，还兴致勃勃地表示要组织议员球队与使馆进行比赛，而且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为了便于深交朋友，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不得不学习当地语言。其实该国许多人都懂俄语，但不愿讲。为了避嫌，开始接触时我先来几句当地语言，尽管十分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待熟悉了，对方也就不介意用俄语了。曾应邀率团访问西藏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说，他已十多年不讲俄语了，只是同中国大使交谈例外。

除了交政界朋友外，还必须同舆论界的头面人物打交道。当然，同右派媒体交往不易，深交更难。这些人仇共、反共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剧变10多年后还在不断翻老账，甚至把我国牵扯进去。

在中联部代表团访问前夕，一家极右报纸攻击该国发出邀请的左翼党时，竟将其与中共有联系也列为一条大逆不道的“罪状”。气得我真想大骂一通，怎么办？进行交涉反而可能被炒作起来。事过之后，我提出礼节性拜会该报主编。对方心怀鬼胎，一再询问要谈什么问题。

见面时严阵以待，把写反华文章的两名记者也都叫来了，开门见山就声称他坐过共产党的监狱，痛恨共产主义，誓同“后共产党人”斗争到底……我打断说：“今天是友好拜会，只讲双边关系，不谈其他问题。”我从两国人民类似的历史遭遇谈起，强调50年代两国友好，冷战时期相互同情支持，直到剧变后我完全尊重贵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不干涉内政，并介绍不久前外长访问的新情况，最后还邀请他方便时品味一下中国佳肴。

第二次见面时，这位反共老手喝着北京二锅头（茅台名气大，其实当地人更喜欢不带酱香味的老白干），也改变了谈话题目，一再询问中国近20年来的改革变化情况，气氛相当融洽。此后，尚未看到该报再撰写专题反华文章。写了也不怕，再继续做工作，以理服人就是了。

一般来说，只要见过面，工作做到了，多少总会起点作用，尤其是访问过中国的，效果更为明显。该国外长年近八旬，曾三次坐过班房。他同我谈话时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无党派人士，坐过法西斯的监狱，也蹲过共产党的牢房，早已看破红尘。为了做工作，唐家璇部长在谈话中称他为“老前辈”，并邀请其夫人和孩子一起访华，使他颇受感动。

在一次新年记者招待会上，他即兴大讲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并得意地反问在座的记者：“世界上有哪位外长受到过中国外长邀请，全家访问的殊荣？！”在访华时，他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明确承诺不会再在每年一次的联合国人权会上联署美国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体育界朋友应邀到大使馆做客

我通过武术界朋友结识了一位连续参加五届奥运会的著名田径运动员，她是国际奥委会成员。本来我提出准备前往拜会，她却表示应该亲自来使馆拜会中国大使，我当即表示欢迎。

会见那天，我提前在使馆门前迎候。我1米8的个儿，还得仰着头与她说话。虽然是初次相识，但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她说，1989年秋天曾访问过中国，应邀到北京、上海、杭州为中国各省田径教练班讲课。参观的时间不多，但中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多年来，她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收到所有申办城市的报告并仔细研究后，觉得北京市这次的申办工作比上次有了很大进步。虽然现在不能说出将票投给哪一个城市，但个人认为北京获胜的希望很大。

我对其长期以来关心中国体育事业及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简要介绍了近几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北京市申办奥运的精心准备情况。我说自己是浙江人，请她品尝西湖龙井头茬新茶。中国绿茶特有的淡雅清香再次勾起了这位体坛巨星对西子湖畔的美好回忆。我顺势欢迎她有机会再次访华，她欣然表示肯定有机会再去中国。

在赴莫斯科开会投票前，她特地托人转告我：“将按自己的意愿投神圣的一票。”当国际奥委会会议庄严地宣布投票结果后，某记者责问她是否投票支持了中国？这位久经沙场的体坛宿将回答得非常“外交”，称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投了神圣的一票。根据有关规则，这是秘密投票，所以不能透露具体情况。

回国后，她专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投票不是政治决定，国际奥委会委员不应屈服于任何政治组织或政府的压力。此次投票结果，既是国际奥委会的多数意见，也是她本人独立自主的选择，而且深信2008年奥运会将是一届美好的盛会。2003年离任告别时，我们约定届时在北京再见。

2008年，老朋友相约在北京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业已退休的我重新西装革履并戴上该国总统授予的高级十字功勋勋章，前往大使馆相约致谢。有幸重聚在北京，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见到我也很激动，颇为感慨地说：“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出处 |《别样风雨情缘》 （2019年出版）等外交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