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云苍茫的六朝书法史卷中，东晋墓志如星散落，而南京象山所出《王建之墓志》以其卓然不群的书法意韵，成为一座沟通古今的渡桥。立于隶楷嬗变的历史激流，它既非全然固守汉隶古法，亦未全然俯就新兴楷则，却在篆籀古意与内敛波磔之间，构筑了一个独特而自洽的书法宇宙。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足堪为六朝铭石书法之孤例。

《王建之墓志》局部

一、时空坐标：东晋墓志书法谱系中的独特存在

东晋铭石书迹稀若星凤，《王建之墓志》刻于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正处于书体剧烈变革的漩涡中心。将其置于同时期铭石书作序列中考察，其卓异之处更为昭然：

与《王兴之墓志》的对照：稍早的《王兴之墓志》（公元341年）被郭沫若先生称为“由隶入楷之重要标识”，然其书风方正峻拔，隶书波磔犹存，却显外露刚硬，其“方笔隶书”的程式化倾向，与《王建之》的含蓄内敛形成鲜明反差。

与《谢鲲墓志》的比勘：略晚的《谢鲲墓志》（公元323年，出土稍晚）虽亦见隶楷交融，但其笔意更为流畅，楷法渐显。《王建之》则在体势上更近隶书之扁方，篆意渗透更深，波挑的收敛处理更是独树一帜。

与《爨宝子碑》的南北呼应：远在云南的《爨宝子碑》（公元405年），虽时代稍晚，亦属“变隶为楷”的典范，其“方截如斩钉截铁”的笔画，奇崛方整的结体，充满边陲野趣。相较之下，《王建之》的线条温润含蓄，结字于平正中寓微妙变化，透露出江南士族文化的雅致底蕴与王氏门庭的深厚学养。

《王建之墓志》在此谱系中，既非北碑式的雄强粗犷，亦非完全南帖化的流美妍媚，它以一种“中间态”的独特面貌，彰显了东晋士族墓志在特定历史情境与文化心理下的艺术选择，成为六朝墓志书法中无法复制的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