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观照：侨姓士族心态与“假葬”背景下的审美投射

《王建之墓志》书风的形成，绝非孤立的美学现象，其深层根系深植于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土壤，尤其与琅琊王氏这一顶级侨姓士族的文化心态及其“假葬”习俗紧密相关。

其一，琅琊王氏的文化底蕴与审美取向：琅琊王氏自王导、王敦奠定江左基业，不仅是政治上的顶级门阀，更是文化、艺术的引领者。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开书法新境，标志着士族文人自觉艺术创造的巅峰。作为王彬之子，王建之虽非书史留名的一流书家，但其家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氛围，必然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趣味。墓志书风的古雅、含蓄、浑穆，正是这种士族精英文化趣味的体现——追求内在的韵致、深厚的学养，而非外在的张扬与俗媚。其篆意融入，更透露出对古法的尊崇与文人化的雅好。

其二，“假葬”习俗与归乡情结的审美外化：墓志铭文明确记载王建之死后为“假葬”于其父王彬墓侧。“假葬”是东晋南朝侨寓江南的北方高门（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普遍采用的一种权葬方式，表达着他们虽身死异乡，却心系中原故土，渴望有朝一日能归葬北方的深切愿望。这种漂泊无根、暂厝江南的悲凉心境与深沉乡愁，投射在为其所书的墓志上，便可能外化为一种凝重、内敛、含蓄而不事张扬的书风。那内敛的波磔，恰似被压抑的乡愁，欲说还休；那浑厚的线条与篆籀古意，则寄托着对中原故土深厚文化根基的眷恋与精神归依。其书风的沉郁顿挫，正是侨姓士族集体无意识中“文化乡愁”的一种审美表达。

其三，时代精神与书体演变的心理映射：东晋偏安江左，士人内心常怀忧患与彷徨。在书体剧烈变革的时代，选择一种融合古意（篆隶）、趋向稳重（内敛波磔）而非激进求变（如后世楷书）的书风来书写墓志，或许也暗合了士族阶层在面对时代巨变时，内心深处寻求文化稳定感和历史延续性的心理需求。王建之墓志的古朴与含蓄，成为时代精神在书法上的一种曲折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