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本土重建的命题成为必需。所谓的文化本土重建就是建立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本土的思维模式和新型的文化体系。要重建本土文化，经济条件和政策都是必需的。然而，单纯依靠雄厚的资金和举国的综合优势可以给艺术发展一个良好的平台，却未必就能由此真正重建文化。

近期艺术界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气氛，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沉寂的艺术圈又开始活跃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国家专门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形势的转向，原先的热门投资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于艺术品的投资成了投资者们的新热点。然而，面对如此良好境遇，我们如果就此认为中国艺术的崛起就将来临，则未免太简单化了。

一切文化的创造基于新的思维体系和方法论的诞生。而当前的中国艺术的燃眉之急就在于原创性的、本土的思维体系和方法论的缺失。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变革，变革的代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更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体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从总体趋势而言，就是西方现代模式对东方的冲击。自20世纪以来，不管多少能人智士如何维护传统，向西方学习，适应西方模式一直是主趋势。艺术当然也不例外。不论是20世纪初的艺术探索，还是当今中国慢慢为世人所接受的当代艺术，模仿的痕迹依然如故。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本土重建的命题成为必需。所谓的文化本土重建就是建立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本土的思维模式和新型的文化体系。要重建本土文化，经济条件和政策都是必需的。然而，单纯依靠雄厚的资金和举国的综合优势可以给艺术发展一个良好的平台，却未必就能由此真正重建文化。

新文化体系的建构在当前，作为中国艺术学界首先就必须全面准确地向西方来展示有力量的方法，并首当其冲地废黜对艺术现代性的唯西方中心的思维与论述;同时，站在全球语境，从彰显中国艺术对当下世界文化的有力补充、对当下世界精神危机有所建树的基础来思考。唯有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新型的、独特的思维体系被世界所接受。

从当前的中国艺术现状而言，这样的沉思还是很薄弱。正如有国外知名文化策略专家指出，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国外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兴趣是源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是源于策展商人，而不是源于国外艺术家，而且这种动力常常需要从大量国外的商业艺术展卖会上去体验，而非国外艺术家们的创作中心和大学。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商业层面上的成功，因此所谓对新时期东方(中国文化)思维体系和方法论的艺术体系的重建，基本还处于萌芽状态。

新型的艺术体系不仅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支持，更需要具有本土关怀的、严谨的艺术史研究与真知灼见的艺术评论，以及一批为探索新型艺术体系竭尽心力，甚至不惜忍受孤独与寂寞的，具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

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史。首先，如果仅仅认为美国只是依靠发达的经济实力和国家的综合优势就能使纽约成为取代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而片面。事实上，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也曾斥巨资大量购买西方艺术品，但并没有由此成为艺术中心，甚至也未能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美国建国以来的艺术历史一直被认为没有走出欧洲艺术的阴影，美国艺术真正的非欧洲化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从安迪·沃霍尔这一代起，美国艺术不仅具有自成一体的艺术面貌，也形成了以艺术史批评、艺术馆展示、艺术商业和艺术基金构成的完整的现代艺术体系，从而使二战后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不仅如此，它在当时创造的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大地艺术、极少主义以及Video艺术等，事实上在艺术思潮和美学上反过来影响欧洲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基础在战后虽然如日中天，但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三十年内，进行先锋探索的艺术家都处于经济极端艰难的时期。大部分美国民众、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实际上并不认同和理解这些后来为美国赢得世界影响和大国形象的先锋艺术。50年代的波洛克几乎穷困潦倒，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一开始在60年代无人问津，十年后才开始大量销售;而像海因兹等人在荒野几乎过着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无限追求。

正是由于涌现了像波洛克、安迪·沃霍尔、勒维特、史密森、纽曼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改变了或至少怀疑了长期以来有欧洲艺术建构起来的艺术本质，在对艺术概念本身、艺术和商业、艺术和大众文化、艺术和美术馆、艺术和哲学、艺术和电子影像、艺术和抽象视觉等广泛的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突破，美国艺术的崛起才真正名至实归。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多的不同，但在去欧洲化，重建本土文化的道路上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拥有更为深厚和独特文化资源的文明古国如何在当下世界重建新型的现代文化体系成为一种燃眉之急，中国艺术学界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