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艺术家越来越不像产业工人，更像管理者。但是他们依然是英雄式、高度个体化的管理者——也就是成功的管理者（不那么成功的人如今基本被降格为艺术界的护工）。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其他的东西都可改变，但无论关于艺术家的浪漫主义设想在我们看来已经多么陈腐、愚蠢、早已被抛弃，也无论在艺术集体的问题上已经有多少讨论，在威尼斯双年展或当代艺术馆的展览中，人们对待绝大多数作品的方式，依然好像它们是从某个特定的个体的头脑中产生的。可能一百件作品里只有一件是例外，无论作品的实际创作环境如何，都是如此。如今我们的思想可能更加精微，不会再称那些个体为“天才”。但除非艺术界的整个机制从根本上说，依然类似于过去被叫作天才的那种东西——它不可言状，是精神性、有创造力的，植根于个体的灵魂，是它创造了艺术界颂扬的价值——不然这个机制便毫无意义。即便当代艺术界热衷于推广来自特殊弱势群体、伊拉克移民、拉丁裔酷儿等人群的艺术家的作品，这种热衷也和上述倾向完全相符；这些艺术家被看作他们从中产生的创造性语境的代言人，因此这仿佛标志着一种回归，回归于某种至少更类似过去的集体和文化创造力的观念，但最终，这只是把横向的浪漫主义再度消解为纵向的英雄浪漫主义，因为人们依然认为任一给定的艺术品的价值来自艺术家完全个人的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又很快转向它本身的逻辑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