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元9世纪穆斯林商圈的扩张，印度洋贸易迅速繁荣，各地的物资在这个复杂的海洋贸易体系中流通，进而转至欧洲，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沉没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印证这一时期印度洋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本文拟由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源点，在印度洋视角下绘制这一体系引发的艺术变化之循环。

唐风抚来金桃之味

黑石号是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商船，沉没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满载的货物为我们勾勒了印度洋贸易圈的最大范围，使我们惊叹于当时巨大的贸易能力，最重要的是，从新的视角界定了异质文明间的交融及与之伴生的艺术形式。

沉船中的八棱鎏金带把杯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金杯，八棱杯体的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贴其上，没有地纹，联珠纹錾刻而成但并不凸起，口沿下有连续排列的四叶一组的图案，圈足为莲瓣纹。这一器物在沉船上的出现颇为意外。

中国早期金银器主要以饰品形式呈现，少见器皿。出土的金银器皿在制作工艺上与铜器同用铸造法，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并为凸显其材质特性与艺术特征。考古发现汉代时期已经有西方金银器输入中国，但仅是作为皇室奢侈品，未对本土技术发展及审美产生影响。直到唐以前，中国金银器皿工艺虽有进步，但与同时期的中亚、西亚比较仍逊色很多。

北朝至唐初以来，国风开放，东西互通愈加深入频繁，无论使节前来还是商贸交易都将大量的外来物品以及技术带入中国。金银器皿除实用、审美外还能作为通货物，于是在此时突然大为兴盛。在唐初出现的一批金银器皿具有浓厚的外来文化色彩，不得不让人把目光转向域外。

与唐有着密切关系且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贵霜、嚈哒、突厥、萨珊、拜占庭、粟特、大食。关于我国出土的外来金银器的风格认定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重点不在讨论这些器物的性质，而是通过对中国出土的异域风格的金银器来论证贸易交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循环。

根据齐东方的分析，金银器外来风格暂可分为萨珊、粟特和拜占庭三个系统。当然，中亚、西亚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丰富的文化叠层，金银器皿作为贵重器具必然也常是多种文化的体现，这三个系统也并非泾渭分明，不能截然分开来看。

位于中亚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由于周边强邻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但在3世纪至8世纪于经济、文化上成为中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根据塔赫蒂—圣金（Takhti Sangin）遗址的“阿姆河宝藏”，阿伊哈努姆城址（City Site at Ai-Khanum），费尔干纳的片治肯特（City Site at Pyanjikent）以及域外多处考古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粟特民族在文化上先后受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突厥游牧民族、贵霜佛教、萨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以及唐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粟特独有的文化风格。

从喀啦昆仑山的岩石铭文判断，粟特商人早在4世纪初就主宰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的南路。外贸经济的利润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从事外贸的商人连带本地的居民都快速富裕，早期粟特地区的金银器主要是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输入供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在6世纪至7世纪，粟特本地区生产的金银器从原始风格逐渐转向精致。

首次提出粟特银器与唐金银带把杯之间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他认为金银带把杯这种器型在中国和萨珊银器中从未出现过。根据俄国学者马尔夏克（Boris lich marshak）《粟特银器》一书中的分析，带把杯是典型中亚粟特器型之一，主要特征是杯体一侧有环形把手，上有指垫，下有指鋬，出现在7世纪到8世纪末。这种杯传入中国后颇为流行，实物也较多，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齐东方先生将其中三件认定为输入品。从器型流行时间与纹样工艺上观察，其他杯应是在粟特银器的影响下，在中国制作或由移民中国的粟特匠人仿制而成的。因为在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逐渐流行罐状、圆底碗状的带把杯，八棱杯几乎不在粟特本地出现。

唐 歌舞胡人鎏金八棱杯 口径13.5厘米、高9厘米 黑石号沉船出水 现藏于新加坡

7世纪左右，粟特地区曾经被萨珊王朝统治过，因而两者的艺术风格颇为相似。萨珊王朝是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是波斯文化发展的巅峰。中国与萨珊的来往大致是从北魏至唐初，萨珊沦陷时，萨珊王储卑路斯也曾逃亡大唐，并被封为将军，可见两国交往之深。在这几百年间，大量萨珊人前来中国经商或移民至此，其中不乏金银工匠，在《旧唐书·玄宗纪》中略有记录。

波斯帝国形成于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当时世界上领土疆域最大的帝国，经亚历山大希腊化洗礼后，希望复兴波斯文化的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国，但是文化的融合渗透永远留在了波斯艺术中。波斯金银器皿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多见野兽形象的角形饮器、圆形坦碗等，后受到希腊化浸染，3世纪至4世纪的萨珊银器主要流行萨洛特式、到了5世纪至6世纪，采用的形式更为多样，最为流行的是八曲长杯、阔口壶和细颈瓶等。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高达105cm的陶制细颈瓶颇为震撼，这种器型在唐代统称为胡瓶，是典型的域外器物。古代中国“胡”是对西方的泛称，胡瓶最早记载见于宋朝的《太平御览》，经魏晋时期传入，到唐不断发展并达到鼎盛，晚唐时期开始衰落，几乎不见于五代和辽。各地出土或收藏甚多，以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胡瓶和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唐代银质胡瓶最具代表性。

金银质胡瓶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遍及欧洲及中、西亚地区。各文化系统的胡瓶先后，甚至是同时进入了中国境内，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初期的胡瓶使用陶瓷材质，模仿同类金银器的器型及表面装饰，极大地丰富了陶瓷的制作工艺，后期的胡瓶则发展出了本土风格，尤其是口部的设计凸显了陶瓷器特有的造型，在日本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精美的各种材质的唐代胡瓶。当时唐代最为流行的胡瓶为日常使用方便，一般高度在25厘米至55厘米之间。黑石号沉船上的胡瓶如此高大且花纹清晰精致，皆因此时正值唐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皇室贵族追求奢华生活，厚葬再度兴起，很有可能是作为陪葬品而制。这种尺寸的陶制胡瓶也少见于域外出土文物，一时无法得知阿拉伯商人购买此瓶的用意。

贵重的金银器是身份的象征，唐政府对金银严格的控制使得只有皇家贵族才有权力和能力使用金银器，陶瓷仿制品的出现顺应了大众审美与追求奢华的心理，并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中。其中陶瓷高足杯的器型也是典型的拜占庭形制的器具，中国出土的高足杯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多出土于两广沿海地区。中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实，罗马与汉代的交往在陆路上受到萨珊帝国的阻挠，当然，贵霜和其它的中西亚国家因垄断交通与贸易等因素都曾对此产生阻挠作用。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左右已经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和埃及托勒密王朝，证明其已经完全掌握了通过季风航行的技术，通过航海抵达东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裂瓣纹银豆，据林梅村推断，就是通过海运到达中国的。当罗马文化因素进入中国以后，也与中国造型艺术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魏晋至初唐时期，南方地区制作的豆型器物上明显体现出了高足杯的特征。

唐初制造金银器的中心原本在长安，是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但由于“安史之乱”而导致北部混乱不堪的局面；此时南方手工业稳步发展，加之早期漕运的发达为物质条件，发达的经济，较为安稳的时局以及东南沿海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原因，金银器制作逐渐成为中心，尤其兴盛于中晚唐以后。安史之乱后，扬州利用其地理优势，发展成为南方经济中心，控扼着国家经济命脉。随着扬州消费环境的形成，从南海路经由广州而来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过去经由丝绸之路停留在长安一带的粟特人都来到了扬州，从事奢侈品的交易。674年扬州发生的屠杀事件载于《旧唐书》，记田神功率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见当时扬州的胡商数量之多，也旁证当时扬州的金银器不止于供应皇室贵族，而是还接受订单，远销海外。据史料记载，战乱期间皇室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仍未减少，已经远超过了扬州的金银总量以及制作周期，很多制造商因无法按期完成而获罪，胡商的大量订单产生的利润相对可以弥补这种损失。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除中间“卍”字外，边饰也由芭蕉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金银器不同。“卍”字多见于佛教文物中，少量出现在铜镜上，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金银是佛教所谓的七宝之一，在这艘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船上发现在中国本土都少见的带有佛教符号的贵重金属器物，使得我们将视线与佛教传播的路线交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