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唐代沉船”珍宝展展出的 “黑石号”沉船文物（图片为编者所加）

釉的发明，高温的技术加之瓷土的物质基础，成为瓷器的三个重要条件。汉代的绿釉陶器多用于墓葬，主要原因就是低温烧制的陶土着釉，容易剥落，不宜日常使用。釉与玻璃的成分相近，用似“釉”的这种材料直接成形的就是玻璃，如玻璃珠、玻璃瓶等；附着于他物表面上的涂层称为“釉”，着于陶瓷坯体上的玻璃质涂层称为“陶瓷釉”，附着于金属物上的成为珐琅釉，在1500年的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克里特地区普遍使用，后来珐琅工艺又从西方传入东方形成了景泰蓝工艺和日本七宝烧。

早期常见的蓝绿色釉是在铜石并用时期的近东、埃及和印度河流域，被认为与古代铜的生产有关。在我国商周时期原始釉的使用之前，地中海沿岸和两河流域地区已经使用了釉质，并开始应用于石头上、陶器上和金属器物上作为一种装饰。但是由于施釉的载体不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影响世界的方式。

前伊斯兰时期，陶器皿多有碎片出土，少有完整出土物。早期的倭玛亚王朝的陶瓷器皿只作为厨房后院储存用品，皇室贵族多用金属玻璃器，民众日常也有普通金属、木头甚至皮革器皿，陪葬品也很少使用陶器，所以对9世纪之前的阿拉伯着釉陶器仍存疑。波斯陶瓷形式多见于瓷砖，早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亚述、巴比伦、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殿都精心装饰有彩釉瓷砖，萨珊时期这一传统逐渐消失。带釉陶瓷器皿在波斯本土及中国出土过多件，其中属“波斯孔雀蓝绿釉”陶瓶最具特色，最早一件是东汉晚期墓葬发掘，大量出现于萨珊与唐的频繁交往期，对中国陶瓷釉彩在审美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进入到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本地的陶釉在技术与审美上仍未有明显变化，只发展出一种“虹彩”金属釉，后续几个世纪里仍然被保留下来。当大量中国精美的陶瓷作为贡品出现在了伊斯兰王宫中，根据优先顺序为“杏彩”（越窑青瓷），“奶白彩”（唐白釉瓷）“点彩”（唐三彩），风靡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相继仿效。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对精致瓷器的追求，阿拉伯商人纷纷在中国定制这些官窑产品，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十分畅销。此时的陶瓷也不被看做是金属器的替代品，因为这种精美的瓷器经长途抵达伊斯兰时，价格也是十分昂贵的，也同样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促进了伊斯兰世界陶瓷业的发展，如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萨马拉王朝（公元836—892年）的城市与皇宫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仿制唐瓷碎片。

黑石号出土的素面成套杯盘， 以及大型盖罐等白瓷证明了中国白瓷到达伊斯兰世界的时间，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并未见白色陶器。沉船上白瓷可能出产于三地，河北的邢窑和定窑出产的白瓷是经白色瓷土着透明釉质高温烧制而成，粗陶着不透明白釉， 成色稍差的单色瓷则可能出自河南的巩县窑，据检验，沉船中白底绿彩瓷和青花瓷就是以这种不透明白釉为胎体制作而成的。伊斯兰陶工如果在白色化妆土上施加一层清釉无法做出洁白光滑的效果，只能模仿并制作不透明白釉的技术，采用的是埃及人的办法，将氧化锡和铅釉调和，经沉积于悬浮后产生了完美的透明色和白色，这种仿制唐瓷的白釉陶器现今从埃及福斯塔城（今开罗）到拉加（Raqqa）等早期考古遗址中都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