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西夏共开凿洞窟66个，重修洞窟16个。但是，西夏石窟的分期，到现在还是一个十分难解的课题。尽管1964年，敦煌石窟西夏洞窟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与西夏相关的洞窟展开了三个月的考察，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包括西夏在内的敦煌晚期石窟的研究，但在西夏洞窟的甄别上仍存在扩大化的倾向。

本文作者根据对莫高窟第40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对该窟重修于西夏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该窟是西州回鹘阿厮兰汗在敦煌重修的洞窟；根据对榆林窟第39窟回鹘文题记的解读，指出该窟亦是西州回鹘皇室成员或达官显贵在敦煌开凿的洞窟。以上两个洞窟的重修和开凿年代都为北宋末年。

敦煌石窟是以莫高窟为主体，包括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的石窟群。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以下略之为《总录》），西夏共开凿洞窟66个，重修洞窟16个。但是，西夏石窟的分期，到现在还是一个十分难解的课题。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组成的敦煌石窟西夏洞窟调查研究小组，对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与西夏相关的洞窟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将原来认为的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大大改变了对两石窟群洞窟构成的认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的调查成果未能及时发表，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文章才得以面世。这次调查对西夏石窟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包括西夏在内的敦煌晚期石窟的研究。《总录》和《安西榆林窟》及其附录《榆林窟内容总录》，以及刘玉权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基本上反映了这次联合调查的成果。从调查结束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我们肯定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客观地讲，在西夏洞窟的甄别上还存在扩大化的倾向。

在这80多个洞窟中，除几例汉文或西夏文的游人题记外，未发现带有开窟题记的标准纪年窟，因此在界定西夏洞窟时，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向上或向下寻出相对的“标准”洞窟，然后以此为标尺进行分期。毫无疑问，这个所谓的标准洞窟，较标准纪年窟的比照效力要低。因为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都不应该脱离该时代太远。

遗憾的是，西夏洞窟的分期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刘玉权在排年时向上寻到了宋代，向下触及到元代。他将莫高窟天王堂、第431窟（前室）、榆林窟第6窟、35窟作为了排年中的上线标尺，上寻的年代太远。莫高窟天王堂前壁（东壁）画曹延禄夫妇供养像，并写有造窟发愿文，据此知天王堂建于太平兴国九年（984）；第431窟前室横梁写有太平兴国五年（980）题记；榆林窟第35窟甬道南壁画曹延禄供养像并写有题记。知这三个洞窟都绘制于10世纪80年代。但是从西夏建国的1038年上溯至太平兴国年间，其间有五十余年的时间差，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作为标准纪年窟，它的比照效力是很低的。

之所以上溯五十余年才确定了可供参照的标准洞窟，是因为我们的分期工作没有自上而下地按照时代顺次开展，而是跳跃式地，在没有顺次完成西夏之前各时代分期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西夏石窟的分期排年，当没有宋代末年或西夏初期标准洞窟时，只能无奈地向上寻找，直至寻到纪年洞窟为止。假如我们按照历史进程，顺次完成西夏之前各时代的分期排年，即便西夏初年没有标准纪年窟，也可以根据已完成的宋代洞窟排年，排列出具有比照效力的洞窟来。

西夏时代的下线也是如此，刘玉权将莫高窟第3窟、第465窟，榆林窟第4窟和第10窟作为比照洞窟的下线，当时的莫高窟第3窟，是作为至正年间的洞窟来对待的。榆林窟第4窟，也属于元代晚期的洞窟。这些元代晚期的洞窟，上距西夏灭亡有着百年以上的时间差，是不可以拿来作为西夏标准洞窟来比照的。在西夏分期的研究中，由于没有顺次完成敦煌石窟的排年，在向上或向下寻找可资参照的标准洞窟时，选择方法上又出了问题，这些都是造成西夏洞窟分期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

一 莫高窟第409窟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森安孝夫首先提出了11世纪20－50年代，沙州曾一度受西回鹘国控制这一学术观点。应该是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1987年，刘玉权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一文，从其前划定的88个西夏洞窟中，划分出23个沙州回鹘期洞窟，其中莫高窟16个，西千佛洞5个，榆林窟2个。他还将原有的西夏洞窟进行了重新划分，提出了“沙州回鹘时期”的时代概念，并将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1世纪初至11世纪后半，约在1030至1070年间；后期从11世纪后半至12世纪初，约在1070至1127年间。

刘玉权在《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一文中指出，莫高窟第409窟东壁南北两侧身穿团龙纹样和戴桃形头冠的供养人，以及第237窟主室东壁、西千佛洞第10、13窟的国王供养像等，与高昌回鹘佛教艺术中的回鹘可汗供养像十分相似，从而放弃了西夏国王说，而代之以“回鹘王”或“回鹘可汗”说。然而这些洞窟的时代，或者说壁画的重修年代，却一直没有真正从西夏洞窟中划分出来，其结果是，承认西夏洞窟中回鹘国王供养像存在的合理性。对此，史金波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根据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礼仪制度，绘制穿有团龙图案服饰的回鹘王供养人，属于僭越行为，是不允许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便是出现在洞窟中，也不会容许它的存在。所以，随着第409窟东壁南侧供养人题记的成功解读，得知这位头戴莲瓣形尖顶高冠、身穿圆领窄袖团龙纹长袍的国王，既不是沙州回鹘可汗，也不是西夏国王，而是高昌回鹘王阿厮兰汗（il alsran xan）。同时，榆林窟第39窟甬道南壁的供养人像也属于西州回鹘，他们有的是西州回鹘的皇室成员，有的是西州回鹘的达官显贵。

众所周知，在信仰佛教这一点上，汉族和回鹘都是西夏的老师，信仰佛教是他们之间最好的融合点。正如下文将展开论述的，在宋代末年到西夏占领敦煌前后，敦煌曾受到西州回鹘统治，敦煌石窟亦受到西州回鹘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西州回鹘的可汗及达官显贵们，曾在敦煌开窟造像，这些洞窟就是以莫高窟第409窟和榆林窟第39窟为代表的一批洞窟，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还应该包括与西州回鹘同宗同族的沙州回鹘。

莫高窟第409窟位于莫高窟南区偏北的三层，是一个中型偏小的洞窟。窟室西壁开隋代流行的双层龛，内塑一佛二比丘二菩萨二天王，龛外南侧塑骑狮普贤，北侧塑骑象文殊坐像。《总录》中将该窟的修建时代定在西夏（清重修塑像），但是从石窟形制和塑像的配置及造型看，应该是初唐开凿，宋代、清代重修。这个洞窟争议比较大的是东壁南北两侧的供养人，敦煌研究院在最初进行石窟分期时，在年代上将其确定为西夏，同时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组供养人并非西夏人而是回鹘人，但就是无法突破既为西夏时代又何为回鹘人的藩篱。因此在研究中，一边说这组供养人是西夏国王，一边又以回鹘国王的形象作解释。不过也还是有研究者直言，这组供养像可能就是回鹘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