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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赵孟頫与杨维桢的书风比较(组图)

2020-10-12 12:33 文章来源:美术报   作者:周杨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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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 归去来并序(局部) 26×239cm 上海博物馆藏

吴文化以其隐性的形态积淀在每一个身处于其中的人,他们被吴地江南山水所激发,受到民风文化以及精神直接间接的浸润,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赵孟頫精神寄托其中,自然也具有了江南精雅恬淡的境界。吴文化的精致优雅、从容不迫,在古朴与雅致、婉约与刚强之间达到了“和”的境界。赵孟頫善于将自己的个性、地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将宫廷文化与当地的吴文化巧妙融合,以“中和”的方法化之,创造出适合自己个性、又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书风。

赵孟頫的行草书主要取法王羲之,而小楷取法王献之更多,他用“古意”的理念,上溯“古质”,再向“今妍”的方向发展,其实表现出来的也是吴文化的精致与中和。最终他把高冷的、殿堂级的王羲之,变成了鲜活的、温润秀雅的“社会化、大众化”的王羲之,创造出具备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符合世人欣赏特性的典型时风,随后的明代吴派,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赵体书法的时代意义在于将世人难以理解的王羲之,巧妙地做了转化,在简化丰富用笔、跌宕的笔势的同时,降低了世人认识和学习书法的门槛。赵孟頫对于二王书法的传承,很好处理了历史经典与时代传承、主流文化与自身性格的关系,用皇室、士人与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述。

赵孟頫的书法侧媚取妍,至元中叶后,风靡朝野,可以说整个元代都笼罩在赵孟頫的理念和风格之下。在他的引领之下,明代产生了吴门书派。他们继承优秀传统,讲究书法的精致感以及形式美,崇尚清新文雅,精研笔法形质,同时师法晋唐古风而不为其束缚,注重抒发个人的情怀,在明代书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曾言:“天下书法归吾吴”,后代的书法史家都把吴门书法作为明代的高峰。实际上,吴门书法在艺术风格上和赵孟頫书风是一脉相承的。

|越文化下杨维桢的突围|

杨维桢早年深受赵孟頫影响,然又能摆脱赵书束缚而自出新意,是他根植的越文化所成就的。越文化的基因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身上,对比赵孟頫的优雅,杨维桢却表现出极端的叛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他的书法在当时并不像赵孟頫群体那样被广泛理解,清代的孙也就言及“恐非书家派,当借诗以传”,同时代的顾复也说:“但诗文为后世所重,并其书亦重之耳。”

如果我们想很好理解杨维桢强烈艺术个性的书风,需要透过书法形态的表面,深入到其背后吴越地域文化的差异里去思考、放置到宏大时空中去认识。

越文化既沉郁又昂扬,既雄霸又细腻,既婉约又豪放,起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越地自古以来崇尚大禹那种“以自苦为极”、“而形劳天下”的精神,承续这一精神原型的是越王勾践,他忍辱负重,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三年不愠怒,勇敢承担起报仇复国的重任;东汉王充是最早表现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面对由封建专制王朝所流行的谶纬学说,他大胆地提出“嫉虚妄”的现实批判精神,甚至敢于“问孔”、“刺孟”;作为越人后裔的嵇康,在少年时代便以非礼无法的面目出现……

这种抗争与批判的越文化精神始终在传承与延续,每当民族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候,越地总会涌现出一批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形象,例如陆游抗金复宋轻死赴难,明代方孝孺面对朱棣篡位的誓死不从,鲁迅用自己的文笔当做武器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民主与自由。从宋代陆游到清末到鲁迅,从蔡元培到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是爱国奉献、发愤图强的精神,是背后越文化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越人历来以尚武、耿直等鲜明的个性著称,这种单枪匹马的特色始终存在于越地人们之中,越文化强调个性,看似是个体的,实则他们背后支撑的文化因素是相同的,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杨维桢的书法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给杨维桢的人生深深打上了越地的烙印。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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