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西姆·巴巴耶夫“恶魔”形象作品

回看三国在苏联时期的现代艺术，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官方文艺准则，但是其在各个区域的实行以及个体艺术家对它的接受度不尽相同，造就了三国现代艺术中的“出格”行为：有的艺术家配合宣传策略，选择正确的题材，但仍然在艺术形式上尽力保有自己的风格追求；有的一度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寻觅契机自然过渡或转换到新的风格；有的艺术家则更加具有对抗性，在野生状态下，汲取本国民间资源，完全恣意创作。这些作品，既共享同一历史背景的底色，但又各自因为不同的取材和而别具特点，各有千秋。

分崩离析与今日忧思

苏联解体后，高加索三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好坏不一，国家外交直接影响着新一代艺术家的取向。同时，因为三国毗邻欧洲这一艺术世界中的核心区域，所以欧洲的影响极快辐射到这个地区的创作中。对过往历史的认同与批判，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立场，比如格鲁吉亚普遍反苏、反俄，几乎中断交流；而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关系相对更近，俄罗斯的当代艺术也直接出现在阿塞拜疆的机构之中。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则仍处于战争状态，彼此关闭边境，交流不通。有相互认识的两国的艺术家，他们的相遇相知却是在海外。

我在阿塞拜疆之时，当地的雅拉当代艺术空间（Yarat Contemporary Art Space）正俄罗斯艺术家陶斯·马哈切娃（Taus Makhacheva）的个展。艺术家出生于俄罗斯的伊斯兰教共和区达吉斯坦，她的个展出现于和俄罗斯交好的伊斯兰国家阿塞拜疆，并不令人意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同样的展览几乎不可能移植到邻国格鲁吉亚呈现，俄、格恶劣的关系定是不允许这样的互动的。实际上，展览的议题跟整个外高加索区域的共享过往历史都相关：名为“喧闹的庆祝”（“Charivari”），展览考察了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的马戏团历史，以宏大的装置作品为主体，佐以其他多媒体表达方法，呈现了区域历史和后苏联时期的传统、现代性和文化真实感等议题。马戏团、娱乐性、官方的包容度等问题在展览中微妙而轻快地体现，共享的历史问题浮出水面；与此同时，我不禁感慨：历史的共性在当代地缘政治的隔阂下，却无法共享给近邻；当代艺术既可以超脱于这样的区隔，把它们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同时也受制于此，无法真正在现实中巡回展出。与以往一样，艺术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