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可谓海上花鸟画之旗手，他循南田、新罗的勾花点叶之外，又得石涛及扬州八怪的率性笔墨。于没骨、勾勒、渲染、写意各法圆融相通，尤其擅长用色粉彩墨的点厾取形，生动明丽。他常画白鹭与芙蓉（一路荣华）、牡丹与玉兰（玉堂富贵）、狸猫与紫藤（富贵娇客），还有秋菊与文禽（文士归隐）等，这些题材亦俗亦雅，呼应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求，故颇受追捧。

吴昌硕自称：“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光绪九年在上海与任伯年相识相交。昌硕曾求学于伯年，伯年曰：“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吴昌硕功在诗书印的学养士气，其大写意花卉竹石多不求细节，以金石粗笔为骨，赋重墨浓彩为象。生宣的张力加之笔墨的肥厚，让其晚年的作品大气弥盛，虽有违文人雅逸的粗率习气，然于艺林糜弱之际，能以猛锐刚健之笔振画坛衰象，实为海上花鸟画巨匠。其影响了近代齐白石的雅俗创变，又为潘天寿一味霸悍找到了注脚。

虚谷的画笔奇峭，以偏锋出之，多干笔，线条有屋漏痕之趣，花鸟造型简约奇特，似有西方现代绘画的几何变形。其画的小动物尤为生动可人，如金鱼、松鼠等形象、构图心裁别出，这些独特性俱是前代花鸟画所没有的。

20世纪的海上花鸟画坛承袭了前代的画家衣钵，无论是文人趣味的金石写意，还是勾花点叶的写生之法，或复古传统，或走入中西融合的创变，其间刘海粟、吴湖帆、林风眠、谢稚柳、唐云等一批画家继续开拓着花鸟画的新面貌。上海被称之为魔都，所谓魔，即是具活力善变化，所以海派花鸟画的活力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放性的文化背景，活跃的经济环境。不同的风格能自由碰撞与交融，以雅俗共存的活色生香呈现出多元繁荣的艺术景象，这就是海上花鸟画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