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耀文星

在我看来，程大利先生是当代画坛少有的具有士夫学者品质的艺术家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一是先生的人品为他周围的人所敬重；二是先生的学问常为同道所认同。其敦厚朴实的长者之风和淡泊从容的气象乃至数十年如一日沉潜治学的精神更是使我辈景仰。有人说程大利先生是个文人画家，可我觉得从文化立场、文化态度乃至艺术状态等多方面说，先生更是一个如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士”这一名词，表明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职业属性，更在于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人格。近代以来，读书治学之人虽有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转换，但我相信，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无论传统抑或现代，其本质是相通的。在程大利先生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这一切使得他的艺术，在洞悉传统笔墨的同时，兼备包容与开放的现代精神，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重建，做出了活生生的见证。

古人以道问学与尊德性未尝为两途。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养成密不可分。程大利先生也是如此。先生早年在沛县的时候就在古典文学、艺术史、西方哲学等多方面下了深入细致的功夫。可以想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先生这种“侧身天地更怀古”的举动需要冒多大的风险。但是以古为师、以心灵与古人对话的阅读过程也在一开始就涵养了先生“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文化情怀。从《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切都在程大利先生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也使先生明确了人生的道路和操守的原则。清人王昱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慨”。因此程大利先生后来虽然以画知名于世，但他早年这种在读书立品上做的功夫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是他艺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长期以来，程大利先生从事的是美术出版的工作。绘画在更多的时候是先生在忙完繁重的编辑工作和社会事务后的一种休息与享受。美国学者列文森曾以“业余精神”来评述中国传统文人画家及其艺术理想，如米南宫以书画“自适其志”、倪云林“草草数笔，以解胸中逸气”，乃至董其昌的“以画为寄”、“以画为乐”等等，我们都可以窥见其相同的旨趣。显然，这种旨趣对程先生有着至深的影响。但是与明清以来的文人画家不同的是：程大利先生并不满足于书斋化的文人情趣。同样的，以追求个体生命的安适来理解中国艺术的精神也是片面的。庄子的逍遥游也不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宇宙中自得其乐，而是一种昂扬和独立的激情，以及将这种激情净化后的内在超越。也许程大利先生正是有感于明清文人画的颓靡，所以努力地去寻找那种苍茫沉厚的艺术感觉。先生在南京生活多年，看惯了桃红柳绿的春雨江南，但他的内心却更喜欢那种满目荒凉的戈壁沙漠。因此程大利先生曾多次西出阳关，沿丝绸古道，一路阅读昆仑之莽、帕米尔之奇。从先生早些年的西部山水画如《此地可听胡笳声》、《帕米尔黄昏》等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一种悲壮与苍凉的历史感。其意境宛如唐人边塞诗，在朔风黄沙中，隐隐约约的，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个时代的金鼓声与马蹄声。这是怎样一种慷慨豪迈的感觉！然而，在慷慨豪迈之余，程大利先生的这批作品也透露出一种孤独与苦涩。我不知道这对先生而言究竟承载着什么：是艺术探索中的困惑，是人到中年对生命的叹喟，还是进退之间的苦恼，也可能这些都不是，而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可有时候我总觉得程大利先生的内心世界却一定是孤愤的，有种传统士大夫“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结。正如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提出沉郁为诗骚之旨，从孔子到屈原再到杜甫、范仲淹，其所谓沉郁者，不都是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使然吗？

从西部山水画系列之后，程大利先生的绘画逐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一时期先生走了更多的地方，在对自然山水的亲证中，进入了心手相应、物我两忘的状态。如《太行深处》、《苍山夕照》等作品，在风格取向上仍沿着沉郁苍凉的路线，但笔墨已渐趋于自如。用笔如唐人狂草顿挫屈郁，用墨则逾显华滋，泼黑、破墨、积墨并用，在水墨漫漶中，大有解絪缊而辟混沌的气概。章法上则多采取全景式构图，大山大水，给人以崇高壮美的艺术感觉。黄宾虹说北宋人画“笔酣墨饱、兴会淋漓，不经意间饶有静穆之致”，程大利先生的这批作品庶几近之。其笔墨的潇洒、气象的嵯峨，共同传递出的是浑厚华滋的艺术风貌。而这背后，又岂非先生博大的胸襟与堂正光明的人格力量使然。

显然，在程大利先生的艺术探索中，对传统的学习发生了巨大的作用。黄宾虹、李可染乃至古代的荆浩、范宽，还有龚贤，都是先生主要的取法对象。然而与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以模仿、剽窃古人为能事画家不同的是，程大利先生所研究的是传统的精神和笔墨的规律，并进一步站在时代的立场上去理解和阐述传统，正如西哲伽德默尔所说：“传统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产物”（见《真理与方法》），只有像程大利先生这样，将时代精神灌注于传统的简述中，以一种大气概去理解和改造传统，才能创造出更精彩的笔墨语言和艺术作品，也才能真正沿续传统的命脉。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的是，对于传统文化，近百年来的文化思潮，正如著名学着林毓生先生所说：“总是在复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盘式的折衷这一泥沼里打滚，展不开新的视野，拓不出新的境界”（见林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事实上，任何的简单的“国粹论”或者“西化论”，都不可能推动文化的真正发展，更遑论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而唯有对传统进行深入的梳理，同时对西方文化符合中国之用者，吸收之后加以消化，如是则借古以开新，创造性的发展传统文化，方为可期！在这一点上，程大利先生的艺术探索过程，为世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有意思的是：正如人们津津乐道黄宾虹中年到晚年由“白宾虹”走向“黑宾虹”一样，程大利先生近年来的艺术风格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与黄宾虹不一样的是，程先生不是由白到黑，而是反其道而行——由黑走向白、由浓郁走向了淡远。用笔也渐趋内敛，用墨则更加简淡，让人感到有一股清气存在于空明有无间。这一时期对程大利先生影响最大的古代画家是董其昌。董氏笔精墨妙、古淡天真的艺术风格为先生所醉心，其标举的沉静安祥的艺术境界更使先生神往。但我认为，程大利先生的淡远清旷来源于他对天地山川精神的体悟，与董其昌那种精致的书斋情趣并不完全相同。清人恽南田说：“川濑氤氲之气，林岚苍翠之色，须澄怀观道，静以求之”，先生近作正可谓参入了“澄怀观道”四字的深髓。所以程先生近作的静穆之感绝不会流入枯索，淡远的笔痕背后，仍可见活泼的风致。在这里，程大利先生宛如一个太极高手，对阴阳动静把握地恰如其分，以“和谐”作为艺术最后的指归。而“和谐”正是天地化育的规律，也是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

我自从学于程大利先生以来，对先生近些年的艺术探索，每多观感，窃以为，程大利先生近年来的画作，从面貌上说是有从繁到简、由重到淡、自黑向白等几个方面的脱化，若从精神境界上而言，程先生的艺术方向在一步步的向传统美学品评体系中的“逸格”迈进。这种“逸格”本质上说是一种天地自然之境，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说“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作品之逸背后为作者心境之逸，正是因为画者的“性情疏野，襟抱超然”，遂能将自己的精神生命与天地山川的化育融为一体，从而创造出具有“逸格”品质的艺术作品。由浑厚华滋而至虚静沉逸，我们已经不难发现程大利先生的艺术境界已经陡然提升。如果说，程先生数十年来在学问艺术上种种探索与努力，其收获的是在于知识与技术层面，而他近些年来的思考与探索，则进入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飞跃。我以为，程先生早年、中年，践履的是儒家刚毅进取的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始终以继承和弘扬画学为己任。及至六十以后，程大利先生精神生命对庄禅精神中的平淡与逍遥有了更多体悟。而这一两年来，程大利先生真可谓进入一切放下、平常，真正体会到禅家所谓“太虚廓然洞豁”（参见赵州从谂《无门关》）之境。

“师心居”是程大利先生长期使用的一个斋号，可见艺术之于先生一直为心学而非手业。这样看来程先生近年来艺术风格的转变抑或是其心境变化的必然结果。由峥嵘而归于平淡从深层次说又何尝不是其人生境界的提升呢？程大利先生艺术和人生的道路艰苦卓绝，其对传统文化自觉地选择和九死不悔地追求状态令我们感动。借用王国维的话说，从“望尽天涯路”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经过多年的奋斗拼搏，到现在，先生的心境和艺术大概也都有那么一种“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吧！衷心祝愿程大利先生艺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