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注意到其他人是坐宝马来的，而您和夫人是走着来的。您获奖后升到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第二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莫言：我父亲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莫言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没有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我看见好多人追着我签名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我知道我的水平有多高。我今后还想继续保持这种谦虚的本色。至于中国作家富豪榜，他们说我收到了2100万的版税，我后来去银行查了一下，哪有那么多啊？没有。我不知道钱都到哪里去了。

我也在围观对莫言的批评和表扬

记者：如果您向欧美推荐作品，您会推荐哪一部？

莫言：那我就说，我推荐《生死疲劳》吧，因为这部作品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

记者：您能用一句话描述您此时的心情吗。

莫言：“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记者：当您面对这么多照相机，而这段时间关于您的传言和议论这么多，是不是有点不适应？

莫言：诺奖公布后，我确实有点不适应。包括网络上很多关于我的议论和批评，我也非常生气。后来我渐渐感觉到，大家议论的、批评的这个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另外一个莫言。所以我是和大家一起来围观对莫言的批评、围观和表扬。

记者：十年前在斯德哥尔摩见过您。这是您第二次来吗？这次感觉有何不同？

莫言：十一年前我来到斯德哥尔摩，当时有几个朋友带我去参观了瑞典的皇宫，有的朋友告诉我也许有一天你也能站在这里领奖，我在心里想是的我应该好好写，也许我也能来到这里领奖。我现在心里除了感到很高兴外，我还感到很惭愧。

准备演讲稿时没任何压力

记者：您曾说过希望莫言热降下来，让您能够继续写作。您对未来的创作有没有什么期许？

莫言：如果你问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我最大的希望是坐在我的书桌前写小说。也有人说一个人获诺奖之后就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但也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要继续努力，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

记者：为什么笔名叫莫言，是不说反对什么的话吗，赞同什么的话吗？另外，您希望今后的写作中会有什么变化吗？

莫言：我原名的第二个字拆开来就是莫言。第二，我小时候经常乱说话，给我父母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他们老是教育我少说话。第三，人老是说话就没有精力写作了。既然选择了写作这个职业，就应该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

我是一个寻求变化的作家。这种变化是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也是因为世界的变化产生的新的想法。所以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另外罗马尼亚刚刚出了我两本小说，我感到很高兴。

记者：您最近在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有没有压力？

莫言：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读过我的书，顶多临时上网搜一遍，而网上充满了奇怪的话。所以我准备我的演讲稿时没有任何压力。一个作家在短短的演讲稿中把世界上的事情都讲一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的演讲就是讲真话。所以我的演讲稿两天就写完了。其中一个上午还在网上呆了很久。

记者：您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讲故事，但是您说过，讲故事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创造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您最喜欢自己作品中的哪个形象？

莫言：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我们听故事长大，长大以后变成讲故事的人。但是讲故事变成一种职业以后，目的就不仅仅是愉悦他人。他用自己的故事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种种看法。他也要用他的故事来歌颂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恶丑。所以讲故事是件很严谨的事情。故事里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是让每个读者在故事里都能看到他自己。所以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每代人都应该写自己的文学

记者：您和马悦然的关系是怎样的，有人说您和他关系密切。

莫言：我知道我得奖后马悦然先生背了很多的罪名。我也曾经说过马悦然先生真是冤枉啊。截止到目前我和他总共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研究中心。我们在一起抽了一支烟。烟是我给他的。第二次是在台湾大学，他给了我一根烟。第三次也是在台湾大学，我又给了他一支烟。所以我和马悦然就是三支烟。马悦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令我佩服。马悦然经常批评我的小说写得长，所以很多人判断莫言永远得不了诺贝尔奖，因为马悦然批评我的作品太长。我的回答是我就要写这么长，哪怕只有最后一个读者我也要这么写。

记者：您对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建议？

莫言：我想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很多人对这些年轻作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我一直对年轻作家持支持的态度，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应该写自己的文学，任何作家都不能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他，所以我们对文学只能将希望寄予给年轻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