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野重一摄影作品《五点的上班族》 

《五点的上班族》是一帧超有名的摄影作品，是所有战后出版的日本摄影史的必收之作。背景是皇居的石壁，巨大的黑石质感粗粝，有种威压感；胶片下方四分之一处是一群人的半身胸像，男性西装整饬，女性则是典型的昭和中期OL打扮；画面中央偏左立着一块“三菱本馆”的木牌，提示着摄影的方位。

作品所表现的，是1960年的东京——都心部高级商务区丸之内的上班族们下班后，离开写字楼，步行至地铁站途中，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的情景。摩肩接踵的人们，面带漠然、倦怠与焦虑的表情，几乎难找出一张洋溢着纯然快乐的脸孔。画面所释放的强烈的压抑感，使这幅摄影作品成了反映高度增长期的象征性作品。

1960年7月，池田勇人政权成立。为平复“安保骚动”，变社会的“负能量”为“正能量”，池田打出“所得倍增计划”的国策：国民所得十年翻番。结果，目标提前五年达成。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东京-大阪间的东海道新干线开通，“3C”（彩电、轿车、空调）进入普通家庭……一觉醒来，日本已俨然经济大国。但是，社会也因此而倾斜，环境恶化，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被一种巨大的力量裹挟而下，人们根本来不及思考什么便被卷入漩涡。挣扎之下，人之所以为人的“人味”渐次沦丧。而这一点，恰恰是摄影家所关注的。

日本是一个企业社会，公司文化根深叶茂，异常繁荣，甚至整个国家被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以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大公司白领为主体的上班族，不仅是战后景气神话的始作俑者，而且是消费社会主流文化的构筑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对此，摄影家长野重一深有体察，因为他原本就是其中的一分子：1947年，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长野进入商社，曾有过短暂的从事贸易的体验，但终究还是走上了摄影的不归路。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他相当了解公司白领这个群体。“在‘大众社会’的说法刚冒出来的时期，上班族（指公司白领）是众人趋之若鹜的职业，我也经常去丸之内一带拍摄。但与嘴上说来说去的刚好相反，我所看到的，是他们极度疲倦的样态，于是就产生了把那种样子拍下来的想法。开始时，拍单人的特写。然后想要一幅象征整体印象的，用《生活》（Life）杂志的话语，叫做主片（KeyPicture）的摄影，而从中央邮政局对面看到的光景与那种印象非常吻合。那幅摄影作品后来脱离了该系列的其他作品而独步天下。”

日本的高度增长期，也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各种灾害与事件频发，颇有些类似当下的中国。作为摄影家，长野也曾奔波于各种新闻现场。但他的摄影观念与那些受过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媒体摄影记者或主张介入现实的“社会派”摄影家不同，他不会直接正面聚焦事故和事件本身，而是微妙地避开主体对象物，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被摄体。如采访常磐矿难时，他不去拍摄矿难现场，而是拍那些像梦游症患者似的绕着碳住街（煤矿住宅区）转悠的男人；池田内阁诞生时，他不拍摄首相本人，而是拍那些力挺池田的选举区的名士；伊势湾台风灾害发生时，他的镜头聚焦于灾区儿童脸上惊恐的表情。摄影家镜头的景深超越事故和事件本身，直抵其背后一圈一圈扩散的涟漪。因此，长野的摄影被评论家称为“摄影随笔”（PhotoEssay）。

让我们回到摄影文本。这帧题为《五点的上班族》的作品，调子沉郁，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不安的氛围，乍一看，确实有某种存在主义艺术文本的气质，评论界也不乏此类持论。虽然不排除摄影家潜意识中可能有这方面的艺术诉求，但我以为这基本上是一种扩大了的哲学阐释，至少摄影家自己并没有这种理论预设。也许，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经济高增长之下，因价值单一化而造成的人内心的普遍压抑而已。事实上，长野恰恰认为“没有比摄影更难以表现思想和观念的了”：“我并不在乎结果被当成艺术来评判。但我觉得，摄影以艺术为志向，未必是其充分发挥本身所蕴含的固有能量的做法。”他甚至认为，拍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动物性行为，类似做爱与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