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进入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文明博物馆时，不仅看到了安特生当年从中国带回的那许多彩陶珍品，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个陈列室里，竟然有200多件来自中国的雕塑在静静地面对着观众。这些大多是从北朝到明清的石刻，以各种佛像和菩萨为主。相对于彩陶来说，它们的体量非常巨大，有的石像高达两三米，有的外表已经开裂，但由于雕刻精致，保管得好，它们神采奕奕地在玻璃橱柜里面对着金发观众们的好奇目光。

天龙山石窟里的石雕菩萨头像

橱柜里陈列着一个石雕的佛头，浑圆而饱满的头颅，丰满的两颊，一粒粒高高突起于头顶的卷曲螺发，高而直的鼻梁，半闭而低垂的长长眼睛，厚厚的双唇抿着，两角微微上翘，整个面庞表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安详，一种闭目沉思的睿智。这是一个中国的佛像，与同类型的印度佛像相比，它已经远离了犍陀罗风格的粗放和稚拙，继承了马吐腊风格的生动与细腻，有着萨尔纳特风格的端庄和慈祥。它没有任何的动作，也没有任何夸张的表情，然而蕴藏在它内心的那般无形之力却能播射每一位注视着它的人，从而使他慑服。

宋代漆罗汉像

几尊唐代的佛像和菩萨显得技艺高超、娴熟圆润。经过几百年的磨砥，中国的工匠显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雕刻佛像的技法和规律。加之唐代所崇尚的又是一种豪迈壮阔、雍容大度之美，所以佛像到了唐代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从而达到了一种圆融和润的阶步，它以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尤其是一对雄纠纠站着的天王像，他们筋肉饱满，气宇轩昂，竖眉怒目、扬拳叉腰地尽显威风。这是佛的保护神，呈现出一种男性的阳刚之美。这一角色虽然是来自于古印度的药叉神，但他们的造型显然已经有别于天竺神祇的那种裸体和性感，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壮士了。

喜仁龙是中国古代雕刻研究之父,他把龙门石窟里的天王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进行对比,盛加夸赞。

中国几千年的美术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的美术是跛足的，在绘画上是强者，然而在雕塑上却是个弱者。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雕塑或为工艺美术的附骊，或为帝王陵墓里的附庸，或为神庙建筑前的镇守，宗教雕塑的起源却是南北朝之后的事。中国人几乎从来没有过纯粹作为艺术品的雕塑，从来没有过独立意义上的架上雕塑。中国人很少为皇帝和功臣做雕塑像，只为祖先塑像，他们认为为活人做雕塑是犯忌讳的事。只有在佛教传入后，雕塑才成为宗教艺术的滥觞。在中国人的眼里，菩萨和石狮都是工匠所为的大众产品，为清高的士大夫所不屑，中国的雕塑工匠从来都没有进入过艺术的殿堂，与画家和书法家平起平坐，他们只能委委琐琐地在他们精彩作品的一角悄悄地刻上自己的名字，雕塑从来没有被视为是艺术。

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菩萨像

然而在这里，在这座收藏了东方无数艺术品而闻名于世的博物馆里，中国的瓷器和石雕一起被无数的外国观众当成绝世的艺术品在欣赏着。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是他，把这些碎石残片收集到万里之遥的瑞典来，把它们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把它们与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来比肩研究。

展室里有他的名字：Osvald Siren。他的中国名字叫喜龙仁。

喜龙仁是位非凡的人物，他任教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位艺术史学家，早年研究过意大利绘画。他在上世纪初曾5次来中国访问和考察，足迹遍布半个中国，寻访了很多的名胜古迹，并进行研究和拍照，写成文章向世界介绍。与安特生在田野考古不同的是，他的兴趣在那些中国人并不重视的石刻佛像、石狮子等硬质雕塑品上。他在穷乡僻壤到处搜寻，发现了那些倾圮在荒草乱石间的秦砖汉瓦、魏晋佛像就购买，甚至把已经当成猪槽屋础的造像碑也视为珍宝。在他的收藏中，有东魏和北齐时期的佛像，与早期北魏佛像的粗犷与简陋相比，它们更加成熟和精致。

喜龙仁是最早进入山西天龙山石窟的研究者。由于地处偏僻，天龙山石窟侥幸地躲过了历代的灭佛和兵燹，到20世纪初时还是完壁尚存。喜龙仁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这些东魏和北齐时代的佛像之美。他钻入那些已成为破窑和羊圈的千年石窟，忍着刺鼻的尿臭和粪臭，一一照相测绘，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物资料。喜龙仁还到过中国的云冈和龙门，对那里的石窟进行研究，从各地购买了一些佚散流失、无人看管的佛像，并把它们运到远东古文明博物馆。喜龙仁在1925年写出了《中国雕刻——从5世纪到14世纪》4卷本的煌煌巨著，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人对中国的雕刻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的著作，是欧美学界的必读之书。喜龙仁对中国的雕刻艺术充满了敬仰，他把龙门石窟的天王力士像与米凯朗琪罗的名作《摩西像》相比较，称它们都具有一种静穆与从容，充满力度，气魄宏大，达到了与天地相和谐的至高境界。

在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最令我称奇的是，我竟然发现了一尊石雕的辟邪像。这是一尊无腿的雕刻，然而却以一种富于弹性的曲线在呈现出一种力度。它的身上布满了美丽的线条和图案，整个躯干仍然在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勃动和跃越。这是中国南朝陵墓前的石雕，虽然已经无腿无尾了，但仍然巨口长舌、威猛如初。

由于久居北京，喜龙仁对中国的园林和建筑也充满了感情，他在寻访佛像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那些倾颓的古建，那些被湮埋在历史尘封中的深宅大院、旧园废池。他是第一个获准进入紫禁城进行拍摄的外国人，他不同于一般来自西方的猎奇的旅游者，而是以科学的、专业的眼光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皇宫进行仔细打量的人。从故宫开始，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围着北京的城墙步行，进行研究，他对这一世界奇观充满了赞美，称它们是北京历史和地理的界标，是最美的景观，里面包含着中国历史某些重要篇章的可贵线索。他著有《中国园林艺术》和《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等书，对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旧迹充满了赞美，向外国的刊物介绍这些古代非凡的建筑物。喜龙仁的这些观点影响了梁思成，使得这位一代建筑大师在上世纪50年代捍卫北京的城墙、城门和牌楼时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和美学基础。但喜龙仁也对城墙和城门的存在充满了忧虑和担心：“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

喜龙仁一生5次来过中国，他每一次来都充满感情地研究中国的艺术，为瑞典的博物馆在中国购买那些佚散于猪粪狗圈里的艺术品，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他上一次的研究成果和著作。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他出现在建国5周年的天安门观礼台上，以对中国友好的贵宾身份，与很多外国元首一道，检阅了一万人的游行队伍。

漫步在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眼看着那些琳琅满目的珍贵藏品，无异置身于中国的故宫博物馆，然而那现代化的陈列条件和外文说明又时时提醒我身在外国，这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也许来此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在心中泛起的复杂感情也许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