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大多数的山水画家仍然画的是古人的画。画山则是多石而少树，点景之建筑仍然是竹篱茅舍，人物便是和尚道士或渔翁独钓，行旅则是文士骑驴、挑夫随后，或者白帆远影，很少看到当今时代的影子，还时时鼓吹时代精神。画房子歪歪斜斜，整幅画面往往空无一人。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相信画家们人人都说，但是许多山水画家的作品并没有紧随时代。如果要说创新，许多人也做了许多尝试，但是仅仅是形式技巧上的尝试，如有的大写意、泼墨泼彩，在前人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大进展，在精细严谨上实际是倒退了。但经过一些人的忽悠炒作，那些丑陋不堪糟践洁白宣纸的大涂鸦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专业媒体的头条或重要展馆的展览中去了。这样的所谓创新，说到底是一种投机行为。我们经常讲要继承传统，但从许多好的山水画家的作品看，继承多，他们大多是继承了古人山水的形式而丢掉了山水精神，或者说内容上毫无进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到底是我们的山水画家们脱离实际，闭门造车模仿古人。

我们不能否定传统，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山水画，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山水画，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度，我们应当敬重，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然而我们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模仿，完全按照他们的笔墨技法赋写当今山水精神。因为我们看到，传统山水画发展到后来，已经出现了符号化、模式化、概念化的局限。上述当代山水画的弊病就是这种符号化、概念化、模式化的反映：点景人物，必是和尚道士，点景建筑一定是竹篱茅舍，水上交通一定是孤帆远影，行旅之人大都是文士骑驴而挑夫随行……对古人来说并不奇怪，因为绘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是以表现当代生活的某种真实为己任，所以这些点景元素，对古人来说是真实的，因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这些元素确实随处可见。而今天的画家仍然画这些东西，就有点东施效颦了。

自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讲话》以后，大多数艺术家都秉承“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艺术为人民服务方面作出了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的绘画作品，在山水画方面，尤其是李可染、白雪石、宋文治等先生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新时代面貌的山水作品，但是到后来，“讲话”精神好像不太提倡了，更多的声音是“继承传统”，“回归自然”，这种提法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许多画家对它的误读，把继承传统变成了模仿古人，回归自然变成了远离生活、脱离现实，所以许多山水画看不到时代的变化或时代的影子。

当然，也有一些山水画家创作了极具时代精神的大作，但和整个山水画创作的队伍和数量来讲，还是太少了，未能形成主流。山水画家要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反映当今新型中国的美丽面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永远都是指导我们前行的明灯。

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现代建筑往往镶嵌在山水之中，却不怎么美，不像古代山水画中的建筑甚至竹篱茅舍那样与自然和谐，比如现在许多山区建设的新农村，整齐划一，设计没有丝毫美感，不要说是“可望、可游”，就连“可居”看着也毫无兴趣，常常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千篇一律，没有个性，面积偏小，住，则感觉憋屈，远没有古人那种竹篱茅舍和篱笆院落给人以自由亲近之感。

还有，当今许多画家经常去江西的婺源或者安徽的宏村、西递村等地方去写生，为什么？因为那里有最具民族特色的古建筑村落。而这些传统民居建筑承载着民族文化，它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和欣赏价值。画家去写生，是因为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在山水中是相融的、和谐的，是可以入画的；而有些现代建筑镶嵌在山水中，则与自然是对立的，大煞风景，这可能就是我们当今山水画家为什么要模仿古人的原因了。这里有一个悖论：在现代建筑里居住很舒适，但画在山水中就会大煞风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山水画家就有必要描绘出与自然和谐的、具有美感的现代建筑，使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来实现“寄情、悦意、畅神”之目的，使人对山水画的意境有所向往，并以此来引领当今建筑风尚。山水画家能引领当今建筑时尚？似乎是痴人说梦。但山水画家在反映时代变迁，“为时代立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外，还有描绘理想，抒写胸臆，引领时代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众多的山水画家，如若有一人的作品能使建筑学家动心，那这种假设是可能的，因为建筑学家也在寻求新的建筑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