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对智永的评价：“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按照卫夫人《笔阵图》的说法：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杨广对智永说这话的时候，还是一个招贤纳士的藩王。杨广说和尚得右军肉，并不是对智永的嘲讽，而是一种委婉的“劝戒”。第一，杨广是后学晚辈；第二，杨广的姿态放得很低。智永和杨广的关系，并不像智果走的那么近，智果甚至在王羲之《平安帖》上题字，留下自己的大名。

从杨广和智永关系看，看来晋王杨广的话，还是伤害到了永禅师。

从智永留下的墨迹看，杨广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智永的《真草千字文》(谷氏本)，用笔确实厚重，而且每个字当中，总有一笔形成一个大大的“墨猪”。有人说那一笔，改变了字的平衡；也有人说那一笔，真是其俗无比。

也有学者认为，智永全守王氏家法，书法缺乏创新精神。最典型的是李嗣真，在《后书品》中所说：“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人们对赵孟頫的评价，也是一个“熟”字而已，这个“熟”字包含某种贬义。智永书法没有神奇的姿态，这句话却点到了智永的死穴。

智永流传的作品，其一为流传日本的“谷氏本”，明治初年为谷如意所藏，现在被小川家族收藏；其二为“关中本”，刻石收藏于西安碑林，初拓本收藏于故宫；其三为宝墨轩本(刻本)，明朝末年刻石脱文较少。此外，敦煌还发现蒋善进临本残卷。

学界另外一种看法，对智永的评价甚高。

苏轼曾经说：“永禅师书的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苏东坡把智永的书法，和陶渊明的诗歌类比，智永书法在舒缓中，反而看出智永的返璞归真。

苏轼看待智永的立场，站在对王羲之书法传承上。智永真正想做的就是“传承”，要保存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典型。智永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他把王羲之的书法，作为后世百家书法的“祖法”，他使用魏晋的笔法，不是不能创新和表现出新意，假设我们发现更多他的手迹的话，也许会发现他书法创新的依据。

智永在永欣寺写三千本《千字文》，精选八百本送往江南各寺院，想借助江南佛教的势力，让王羲之的笔法广为流传，并不是处于传播佛教的目的。

《月仪帖》为西晋索靖所书，索靖的《月仪帖》为章草，而《唐人月仪帖》则为今草。《月仪帖》是以十二个月的月令，制作的一份尺牍作品。“月令”是古代的一种文章体裁，记述政府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内容，并归纳到“五行”系统当中。

索靖《月仪帖》已成为一个经典，全帖上千字法度森严，书法锋芒锐利，骨力气度非凡。《唐人月仪帖》内容，和索靖《月仪帖》并不一样，在文本上只有《朋友书仪帖》的回答，并没有书问的部分。这两个文本的区别，在留存篇目上也有区别。《唐人月仪帖》缺少一月、二月、五月三篇；而索靖《月仪帖》拓本，缺少四月、五月、六月三篇，现存十八页。关于文本的对照，可以查找台湾成功大学王三庆先生论文《故宫藏本唐人十二月相闻书》。

王三庆先生认为，此帖应名为《唐人十二月相闻书》，他研究也是采用这个名字。王三庆先生关注的是文本，而笔者关注的是文本的书法，王先生论文为笔者提供了佐证，他怀疑此帖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智永。王三庆论文第五部分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相信元朝陆友仁《研北杂志》，那么此册内容应该为智永的《月仪献岁帖》。唐朝时，草书高手无名氏，据智永之作重抄数遍，唯此本最佳，因而得以流传。王三庆先生肯定了此帖是智永抄过的文本，也依然相信此帖是唐人临摹本。不过，从此帖的书法风格看，这个帖应该早于唐朝，很可能就是智永的书法。笔者所以这样说，有几个简单的理由如下：

第一，此帖虽和智永《真草千字文》，在书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书法的角度看，和王羲之书法笔法是一脉相承的。智永继承了家族的书法绝学，他在笔法上更强调古雅厚重，从《真草千字文》多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智永的笔法特点。其二，智永是一个“书手”，他写字有一个习惯，喜欢真草在一个文本中出现。他写了三千遍《真草千字文》，潜意识中写字就是真书和草书，即使写作草书的时候，也习惯性地用小楷做标注，这一画蛇添足的做法，正是潜意识在作怪。其三，智永想弘扬王羲之书法，除了中国人传统的孝道思想，王羲之书法魅力是智永追随家学的原因。他追随家学，并以弘扬家学作为人生目标。智永的弟子，除了虞世南、智果、辩才，甚至永欣寺的小和尚，都成为他的学生。可以说，智永在书法上，做到了“有教无类”，他送给世人的书法书法秘诀，就是“勤学苦练”四个字。智永和怀素一样，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僧人，他的人生目标不是佛道，而恰恰是作为家学的书法。智永还是一个书法推广高手，他不但向江南各个寺院，捐赠八百本亲自书写的《真草千字文》，还把用过的笔头埋做“笔冢”。而且为前来求字的学子，慷慨赠送自己的书法，要不然他的永欣寺门槛，怎么会被求书的人踏平，而且被包装上“铁门槛”呢？

在研究《唐人月仪帖》的时候，除对此书帖作者进行猜想外，在书法风格上更多地联想起王羲之的《游目帖》。《游目帖》是《十七帖》中的一帖，在风格上更接近《唐人月仪帖》，而不是贺知章摹刻的《十七帖》。

有人把《游目帖》定为“唐摹本”，究竟是唐代何人所摹，恐怕也是一个千古之谜。《游目帖》是墨迹本，绝不像行书《平安贴》一样，是唐人的“双勾摹本”。《游目帖》笔法研美矫捷，矫捷而又不轻佻，求雄强而不强做怒张，得巧妙而不矜持造作。

《游目帖》和《唐人月仪帖》摹本，但都是临摹本，而不是双勾摹本，它们的风格又极为相似。《游目帖》没有像《唐人月仪帖》一样，有楷书的的“释文”，从用笔到布白，显然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如果能确认《唐人月仪帖》是智永手笔，那么毁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的《游目帖》，也有可能是智永的摹本。这两个帖从书法角度讲，都是使用的“搅转”笔法，在强调草书弧线的时候，都是采用笔锋“搅转”而形成的效果。

但《唐人月仪帖》和《游目帖》摹本，又和智永《真草千字文》稍有不同。智永千字文的草书，在曲线的处理上，毛笔缺少“搅转”动作，由自然回笔造成的转折，线条粗细程度和这两个帖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唐人月仪帖》的小楷，书写风格更像陆谏之。对照陆谏之《文赋》，楷书线条都极为纤细，字体结构瘦长，更接近《兰亭》或《圣教序》，字体结构也更接近黄金分割比例。这一行书特点，也更接近王羲之行书风格。

陆柬之，江苏吴郡人。他是虞世南的外甥，而虞世南是智永学生，陆柬之就是智永的再传弟子。在讲陆柬之的书法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虞世南。

虞世南一生经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论年龄应该和智永差不多。虞世南早年跟智永学习过书法，楷书风格接近智永，对照《孔子庙堂碑》和《真草千字文》(关中本)，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师承关系。智永除擅长真草书体外，他还非常善于写隶书，智永隶书至少能达到“能品”，可见智永的隶书非常了得。智永的草书、楷书，受隶书影响非常深刻，丰满沉厚的草书，和关中本千字文的楷书，完全是隶书的用笔风格。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乃至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都能寻找到智永隶书的影子。虞世南在初唐“楷书四大家”中，虞世南的楷书要胜于欧阳询、褚遂良和薛稷。但初唐楷书四大家还有一说，就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还有一个就是陆柬之。薛稷的楷书风格，更接近于褚遂良，而陆柬之早年跟随虞世南学习书法，晚年时受贞观朝李世民影响，他大量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陆柬之作品流传下来较少，但是在《文赋》中夹杂的草书，笔意尤为古雅，水平不在智永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