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孝安(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

为什么要提共同体呢？因为理论界觉得我们现在的共识比较少。差异我觉得是存在的。中国建筑如果再往前100多年，和四五千年前也没有什么太根本的变化。因为我们有营造法式，盖的房子都差不多。全国各地的，实际上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对中国而言我体会蛮深的，不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思想比老外落后，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有一个文化的断层，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比如我们原来去乡下踏青会看到很多有味道的民居。但现在坐在高铁上看到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三开间三层楼，都一模一样毫无特色。文化断层还体现在——比如说校服。我们看很多老电影，“五四”时期青年男女学生的校服都是很典雅的，学生气很足。我们现在的校服就不一样了。

至于新的中国现代主义风格，我觉得中国建筑发展就像社会的发展一样缺少了一些阶段。中国没有完全经过较成熟的现代建筑发展阶段，马上就突进到各种各样的思潮，如后现代，现在更是千变万化。建筑师经过三四年高校的教育普遍可以接受现代建筑，但是民众，包括领导、开发商还是比较认同传统建筑，如欧洲传统建筑等。我觉得只能说明两点，一个是没有对于现代建筑切身的体会，我们现在住的商品房基本上还是传统建筑空间结构，就是墙加上窗，民众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理解现代建筑自由平面、自由立面、空间、室内外交融等。第二是建筑美学的缺失。在欧洲我常常看到每家每户都会非常重视自己家对外展示的窗口，比如说阳台、窗帘，而我们经过“文革”把这些原来会关注的东西都抛弃了。因此美学教育上还是有所缺失的。

另外，建筑师常常缺乏站在业主角度去思考开发成本，长期运营等方面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我国的建筑师还不能真正参与到建造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注册建筑师法上有这个职责，但其实现在的建筑师已经非常的被动。我们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比如原来大院都是有规定的，说建筑材料不能写在建筑设计说明上面，否则涉嫌参与到某种不正当的活动当中，但是这样职业的完整性就有些缺乏了。和境外的建筑师合作，我发现他们在方案阶段就会研究是不是能够用一些新材料，有一些突破。但我们研究这个就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最后选择不在你手里。当然我们建筑师职业教育也是有所缺失的，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社会环境不好。

吴洪德(苏州工艺美院讲师)

我刚从学校出来，也在学校工作。我也看到从1990年代末到现在我们建筑设计行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从最早的大院体制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市场性的因素。从20世纪开始，建筑设计行业工作平台的变化是很大的。比如一开始我们工作的平台是国家性质的，而我们进入到当代阶段以后逐渐转移到城市的平台，同时也形成了新的城市文化。基于城市的文化是我们当代建筑所诞生的文化土壤。在设计的文化特征上，也会从体现意识形态，到探索学科中自我表达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尤其是80后念书一开始已经到了过渡的阶段，从我们刚刚进去就学手绘——比较传统的设计手法，很快地进入到电脑制图，到现在各种时髦的技巧。对于建筑艺术的追求也已经从比较宏大的叙事、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过渡到基于城市平台、设计智慧跟具体的情况、新的技术条件、新的手法相结合的动态过程。我觉得现在中国整个的建筑设计水准，包括建筑师群体的成熟程度也在提升。

周榕：关于共同体和范式我从具体现象来解释一下。如果我出一个作品，你能否看出来是50后，60后，70后，还是80后做的？我觉得非常难。那么我拿出一个作品你能否看出来是独特建筑师做的，还是体制内大院做的，在10年前这个差别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模糊了。另外对于他是否有留学背景也看不出来了，这样的差别在10年前还是非常鲜明的。但是10年后我们发现逐渐的趋同，这个就是我讲的新共同性的浮现，共同体、范式都是基于新的共同性的基础上。

现在的形式繁荣只是一层皮

任力之(同济设计集团副总裁、总建筑师)

现在中国的建筑总体形式非常的惊人，惊人的开发量，惊人的城市扩张，惊人的建设短周期。这些问题的根结是整个社会存在的通病，就是缺思考。

中国传统的中式建筑在世界的建筑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从它的发源到光大，我觉得古人当时的思考涉及了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思想家哲人，也产生了在世界的文化史上面都是名垂青史的大文化，也包括我们当时无与伦比的科学技术，可以说建筑在当时出现这样的形式——传统中式，而且有那么好范式的延续和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形势有一种虚假的繁荣，什么样的形式都有，世界上任何风格，任何流派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影子，但是唯独缺中国特有的，在世界上可以影响到别人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形式繁荣只是一层皮，这个皮里面是没有太多的建筑学本质的思考。

但我感觉目前可能是转机到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到了目前阶段可能是需要各界出现一些本质性变化的时候，甚至包括在体制上面出现一些本质性变化的时候。因此对于我们建筑界的影响再过几年会看到的，而这种变化不单单是由于某几种建筑风格的出现，而是很实在地受到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整体影响。所以从这点来讲，虽然是被动的，但是还是很乐观的。那时候我们再谈共同体，谈我们的范式重建，我觉得它就有了后面的逻辑性。

屈培青(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因为我们家是四代建筑师，刚刚所讲的断层我特别有感慨。中国的建筑师现在一直在追风，其实追风是很无奈的，不是我们建筑师水平的问题，而是中国建筑师断层的问题。其一是人才的断层，其二是建筑文化的断层。人才的断层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我在大院生长，我们院也不进学生，项目也比较少，有名的建筑师在看果树。改革开放以后，到1982年进大学生的时候我们西北院抢学生，老八校的学生可以来我们院我们是很高兴的，这是人才匮乏的年代。但是30年以后现在全国的建筑学院校有200所，每年毕业的学生有上万，但是好的苗子还是非常少。我带了7届的研究生以后发现现在的学生不如以前，为什么现在8年毕业的学生拼不过以前4年的？第一电脑把我们建筑学院的学生害了，我们现在的学生手绘也不会，一来就上电脑，思想也没有了，这个是非常致命的。现在的学生只会模型做设计。我说你们确实很辛苦也很努力，但是方法不对，你们丢掉了建筑学最宝贵的灵魂。

另外我们现在的学生路子越学越窄了，比如本科、研究生都是在一个学校。我们的研究生和哥伦比亚的研究生做了一个交流，他们来了7个学生，只有3个是学建筑的，他们会尽量地吸收非专业学校的学生学建筑。所以说人才的断层还在，30年前是人才不够，30年后是教学出了问题，人才还是不够。

建筑文化的断层是改革开放以前大家比较封闭，之后突然看到那么多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什么都觉得很好，各种形式都融入到城市里面。现在30年以后大家更加理性地在说中国要做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建筑，契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谈范式重建，中国的文化可能更加有说服力。可能这个题目在20年前没有人跟你探讨。

但是中国建筑为什么很无奈，因为城市规划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不是由建筑师决定的。建筑风格是由地产商决定的，也不是我们建筑师决定的。地产商在追风，我们在追地产商，老百姓在追我们，我们可以不可以和地产商联手去引导老百姓消费？这个是我们建筑师的责任。大家曾经说中国的房地产等于高容积率加立面设计，真正有没有对老百姓住的房子质量、绿色的建筑、环保的建筑去研究呢？是真正的研究还是当一种虚的口号喊？这也是我们建筑师的责任。我工作了30多年，也是被动地在大潮中做设计，受很多约束。我们建筑师面对上下左右的困惑：上是国家现在政策法规越来越规范，下是市场不规范，左边是新闻媒体和地产商的不规范，右面是我们的人才，尤其我们大院的一些建筑师，中层的建筑师流失比较多。

范式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气质

陈屹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建筑共同体目前缺少的是理念和思想。到底我们自己对设计、对建筑学的理念是什么，关于建筑学的社会功能价值是什么，非常有必要讨论。

关于范式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现在看一张图片，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日本建筑，或者一看就是西班牙的，我理解这就是一种范式，这种范式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在里面，不是简单的某一种风格。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国家这么大，形成同一种风格可能性不大，但是有一种可识别的精神气质我觉得是可以的。

另外建筑师是否可以做好作品比较大的制约因素不是你所处的背景，而在于市场。从个体建筑师来讲你面对的就是业主，业主屈服于市场你只能屈服于业主。我感觉如果有这么一个建筑共同体的话，更多的任务是把真正的建筑学向公众推广，让大家知道什么才是目前比较健康的建筑学，而不是某一种风格。建筑师光抱怨还不够，可能需要多做一点什么。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报纸上就有整版的建筑评论，公众的素养是很高的，业主也是来自于公众。这样的话我们今后的创作环境会越来越好，而不是选择不干了，或者都听你的。

周榕：的确公众也是由个体构成的，甲方、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官员也是来自于公众，所以他代表的权利也需要通过某一种意愿来实施，这个意愿也受到深层价值观的影响，是有这个文明价值观在规范的。我们如何去影响到他们的思想？不管资本权力如何巨大，不管长官意志如何坚决总是需要实施的，他依据什么样的规则去塑造我们的空间，这个时候范式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我们建筑作为一种文明的造物，起到一个文明认同的重要的中介作用。而基于对现代文明认同的新范式是起了再造文明的作用。在文明的框架下面去讨论共同体和范式问题就比较清晰。因为所有的共同性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交互作用过程。

邱江(加拿大CPC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总建筑师)

我的经历稍微有点不同，我从加拿大回来，曾经在有共同体的社会生活过。如果大家有机会跟国外的事务所的建筑师合作，你会发现虽然他们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来，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很多共通点，我觉得这就是共同体。共同体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认同。如果说目前中国的环境下有范式的话，可以叫做是官僚范式，就是我们非常多的项目最终的决定权是在官僚手上。像彭乐乐、陈屹峰他们做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会小众一点，受到市场的影响相对弱一点，但是当你的设计机构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社会，和形形色色的使用者打交道，这个时候作为建筑师就会比较纠结。怎么样在这样的现状下来坚持自己的理想，同时又为目前的社会服务，还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和努力能够给社会前进做出一种推动？

所以从建筑师自身角色的角度来讲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普度众生，通过你的建筑实践来想办法从更广泛的层次上对我们建筑的行业、对文明的发展有所推动。另外是自身修成正果，可能退回到自我的角度把自己的修养、水平修炼得接近完美。如果建筑师这个行业是一个生态的话，这个生态需要承载不同样类型的建筑师来进行他的创作实践。

我回来12年，依我观察，要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它的社会分工。当社会在急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的分工相对模糊，做决定的人的专业背景可能不支撑他做这个决定，这样就出现了非常可笑的东西。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个当代的共同体的话，不光是我们自己建筑师团体，更多的是依托社会整体的进步。建筑师的团队在这个方向努力是必要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会过于乐观，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们从商业项目的角度来讲会过多地屈从于市场。我的感触是建筑师被两类人引领，一个是策划师，一个是甲方建筑师，但是策划师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中国是否有策划系，我不知道他们的技术背景和专业背景从哪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位置是属于甲方，建筑师要屈从于他的指导性的方向。还有一个是甲方建筑师，有很多建筑师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建筑事务所到甲方的企业里面去。他们由于思想方式跟长期在建筑实践前线的建筑师有一点区别，所以不能很全面地来思考一些东西，但是他又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所以作为建筑师不得不屈从。

廖云鹏(建筑师)

中国当代建筑共同体，应该不排斥境外建筑师，而应该是指在中国做建筑的共同体。但目前这种争取认同的趋向如果放在一个全国范围思考，还不太清晰。认同在不同的区域逐步在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也会发生，但如果我们把“中国”当共同体的基础就非常难。

周老师前面讲我们可以把共同面对的问题作为共同体的基础。眼下我们可能更关心自由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上的东西怎么样去实现。但昨天下午几个境外建筑师更多表达的却恰恰就是关于空气和阳光这些基础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很多年，甚至是整个地球面临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这作为我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需要被提到很高的层面上来。

“小清新”——涅槃的希冀？

周榕：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文明形态到今天已经逼近到一个伟大的边缘。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但我是认同的。我文章里面也写中国建筑现在出现了一个隐约的范式叫“小清新”，就是精致、理性、现代的范式。建筑是一个文明的形态和气质，其范式的状态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明的气象。如果说“小清新”在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话，那么它就构成了一种文明气象。这样的东西在什么年代出现过？比如说一个伟大王朝开幕之时，例如初唐气象就是“小清新”。一个文明崩解的时候会出现种种乱向，而当文明的表象出现了“小清新”的时候，我觉得文明的希望出现了，它是通过每一个文明造物者的手给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处在的朝代是隋代。

钱方(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我来自国营大院。我的理解范式是一个价值观。我们所有建筑设计，整个建设行业的体系和运作的方式是价值观的体现。我们国家从最开始完全是苏联的一套社会主义体制到后面改革开放局部地引进一些西欧的东西，再加上我们中国消化能力极强，所有的东西进来以后全部变种，所以现在有关于建筑界或者是建设工程的整个体系生态是非常混乱的。直奔本质，建筑界的生态在价值观认同上的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彭乐乐讲到，很多建筑师开始的时候都是替业主服务，当你自己变成业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或者是你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你自己住进去是怎么看你的同行的？因此身份的转换也是很重要的。

建筑师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具有公共性。现代建筑很多是“自我”超过他的公共性的思考，这也是很悲哀的。现在建筑师大量的走向两极，要么就是自我很强，要么就是彻底放弃了公益性。我觉得中国现在读书人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少。其最大的差别它是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的思考和坚持。

建筑师的职业生态环境也需要建筑师共同促成。如果建筑师都觉得没有用也就不去做的话，那就会很糟糕。所以我想强调的是价值观的重建或者是梳理是很重要的，建筑师的自觉更重要。

周榕：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理解，由一些共同的纽带、资源结合在一起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是自觉认同的社群，不是强迫的。以前我们的建筑生态没有共同理解，而是充满着相互代际之间的攻讦。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文化的断裂，也反映在中国建筑师群体的断裂。中国建筑师传承非常差，是因为我们受的革命教育。我们不去吸收他们积累起来的有限经验，反过来这一代总是在不断向上一代革命，这是具有摧毁性的。因为文明是需要不断的积累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在此意义上中国100多年来还是处于混乱状态。

在我们实验建筑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历史阶段，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是到了需要用文明的思维，求同存异的思维，不再是代际之间的革命，而是代际之间的认同，将它建设成一个新的范式，才可以使文明处在稳定中。

钱总说范式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的。但仅仅基于价值范式我认为可能还不足。因为有些人意识中说我认同你的价值观，但是一动起手来就变成另外一套东西，这是经常看到的。所谓的范式是包含价值观念在其中，但同时它的组织形态、行动的处理模块已经成为一套体系，这比价值更宽泛。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是有一套范式体系的。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相当一批外国建筑师到中国做设计，比如说北大、武汉大学是外籍建筑师做的，做的像模像样的，所用的时间很短。外国人从来没有学过中国建筑，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水平？是因为有范式在，那个时候是古典范式在。这套东西我觉得是很强大的，它可以很快地掌握、传播出去。其实范式起到掌握和传播的作用，可以说你所做的工作不知不觉就沾染了文明的深层价值观，已经认同了这个价值观，最后构筑起一个认同的文明共同体。

薄宏涛(中联筑境建筑设计公司副总建筑师)

为什么在这么多“小”的建筑立面出现了“清新”？是因为这些小的项目受到的权利资本和其他的相关的外部制约比较少，就有更强的控制力。

作为建筑师我们能有多少条件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地控制这些权利和资本？我觉得非常难。但是我们做的每一个建筑在或多或少的层面都可以把建筑师对于文化自觉的价值呈现出来。做得好可以在面上呈现，做得不那么理想可以在点上呈现。我们每一个从业的建筑师，如果真正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信，有一种自觉，来塑造一些场所，用这些场所来感染到我们的公众，形成这样有点而面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来谈我们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新的范式的重建它就有一个语境的基础。

共同体有助于容纳

差异和个性

黄晓江(PURE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

我们一方面在想范式、共同体什么，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缺失个性。所以我在想如何去求同——共同体如何达到共识，存异——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怎么样发挥每个建筑师的价值观？我觉得共同体和个性之间是动态的，流动的，在共同体很强大的时候个性可能会削弱或者是更强大，这个是我们最近三年接触中国的客户业主得到的经验。

在英国建筑师和律师、医生是同一个等级的。建筑师首先是价值观趋同，但是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在这个社会上是靠行业利益来使建筑师走在一起的，在英国形成了皇家建筑师协会。在政府的方面有一个ARB的组织，去认证所有的建筑师及制订相关的对建筑师的法律，但是它是非常独立的，它不限制你是做什么风格的。而在市场方面主要是通过皇家建筑师协会去对大众进行教育，可以和甲方业主做一些交流会，制订一些行业建筑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英国或者是在欧洲，虽然我是从AA毕业的，而我有很多朋友是从UCL等学院毕业的，我们每个学院出来的想法、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了统一的教育系统的评估体制，这个共性就是非常强的，比如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对结构、功能的认可等。而有了这一套体系，或者说是共同体以后就更能容纳差异化。

共同体怎么求异？我觉得地域文化可以带来建筑的特征，特别是中国跨度很大，等于整个欧洲。第二个层面是建筑师个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在求同的基础上我们必定会有差异。

藏峰(众建筑主持建筑师)

我自己对共同体的理解是有一些人对一个事情有一些共同的理解，不管引用任何的分类方法，比如说对传统的认知，或者是商业模式，其实都是能找出一群的。可是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能够被提出来代表中国的？这个是提这个问题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认出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建筑师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在中国这个特点就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有市场的原因，制度的原因，大家忙于生存难以顾忌等。

传统完全是一条

可以通往未来的路

祝晓峰(山水秀设计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从我目前的理想来说想提一下传统的传承，是非常严肃的话题。我觉得传统完全是可以通往未来的一条路径之一，不应该被我们忽略。建筑师的工作要回应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需求，一个是建筑本体。这两个事情我认为在古代，甚至在20世纪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上两者是一体的。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师这个行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有一种建筑学，建筑观和社会的空间需求是吻合的。然而在整个20世纪，是这两者分裂的过程，西方也产生了分裂，但是我们中国的分裂来得更彻底和凶猛、更残酷。目前的处境是，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被动地去满足社会空间对我们设计的需求，包括甲方对我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建筑学和建筑观还有吗？我觉得没有了，为什么说我们已经没有思想了？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说，希望是建筑师能够带动系统需求，也能带动建筑本体的演化，这样才有可能在未来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就是古代建筑本体和社会空间的需求重新融合的状态。

可我们现在还是在后面挣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希望。这里不可回避地参照一下日本。范式有一明一暗两条线，明的线非常强势是以东京大学为主的，但都是关注公共建筑。因为当时日本虽然是私有地块，但是因为大量的战后住宅没有个性，所以建筑师都是去追逐大型的公共建筑，通过公共建筑出名。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筱原一男，他在那么艰苦的状态下，所有人都在追逐大型共建之时他提出小的住宅是艺术。在主流都不允许他存在的情况下，他一直在为未来的范式做着非常精心的、艰苦的准备，他做到了。到后来明的线慢慢地暗了，现在日本的建筑师对世界建筑有这么大的群体贡献，就是源于1960年代开始筱原一男呈现的另外一个范式。当然他自己也不断地否定自己，但是他是在追逐建筑的本质。所以如果中国想以后有范式的话，我更愿意说范式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答。我们在未来不是重建形式或者是风格，而是重建我们的社会空间需求和建筑本体的再次融合，如果大家都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就表示我们都愿意回应它，而解答可以是百花齐放的。最后我希望在这个系统里大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自己想选择的一条道路是接续传统，因为我看见了一些前辈的作品。不为大陆所熟悉的台湾建筑师陈其宽非常感慨而精确地描述了他在历史当中的地位——“一条健康而未开展的路”，说得很好。我看了他的作品后觉得不光是台湾，而且是大陆几十年来没有人跟随他，我愿意跟随他。在他的作品里面我看到了筱原一男在他的一期和二期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精妙无比的品质，但是很可惜筱原一男后来继续做教育，把路扩宽了，而陈先生选择了逃避。如果说有什么范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条健康的路，我去捡起它。

周榕：共同体和范式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可能在一个共同体会出现各种范式。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建筑界由于出现实验建筑、海归、外国建筑师进来把原有的生态平衡给冲得七零八落，我甚至有一点夸张地说当时牺牲了整整几代建筑师，在这种没有共同性的情况下经过10年的时间，逐渐发现又有了新的认同出现，这种认同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文明的框架看，我们到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