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术馆前岳敏君雕塑作品。

中国并非“没有好的公共艺术”，只是稀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首先，中国不乏公共艺术。我不同意公共艺术只会产生在现在民主时代、民主社会的霸释。只要艺术试图作用于公众，就会被视读、被针对、被影响。花山岩画、司母戊大方鼎、龙门石窟，这些出现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非民主时代的艺术，显然也有公共性。古代社会生生不息的民间艺术，基本上都算公共艺术，一只风筝飞到天上，不管谁放的，不管属于谁，公众可赏，风筝即具公共性。

其二，就算不加上以前的公共艺术，当代中国的公共艺术总量也是全球最多的之一。“公共艺术”概念的门槛没有想像得那么高，依存于开放空间的造型艺术，就是公共艺术。区别于私属空间的开放空间，反映为大众无须特别许可(包括无须专门付费)就能视读。由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城市建设规模持续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规模的总和，海量的需求、巨资的刺激、短时的挤爆，令当代中国公共艺术30多年来的产出量至少超过了以往300年的总和，600多个中国城市平均出现百余件公共艺术。保守估计，当代中国公共艺术可达六位数字，仅北上广就超过万件。

第三，公共艺术的精粗良莠，是是非非，不能基于阶段效应定好坏。否则，当肯定我们拥有大批“好”的公共艺术，你就是搬出维纳斯、哀悼基督、美人鱼、自由女神像，小于连，中国也有社会影响面、知名度不逊的例证，如伟人像、熊猫像、收租院雕塑、“农业学大寨”、“只生一个好”的地景标语等等，把它们算上，中国当属公共艺术影响最多人口的大国。

现在，中国公共艺术为何却没有众口交誉？我认为是因为非精品太多，精品太少。原因主要有八：

一、新的文化准备不足。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最需要的心态是感恩公众敬畏公义。公共艺术的建造目的重在先进文化的福利分配而不是上游的一方向下游一方的宣传、劝服、告诫，它要体现新文化的精神，要设定优先目的是予公众文化启示和审美。但从事者这方面思想准备不足，还在很农业甚至有些封建地利用公共艺术。

二、公众决定权旁落。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众本该是公共艺术的唯一主人，但公共艺术立项不反映公众需求，是好是坏，喜欢或厌恶公众插不上嘴，忍无可忍时以“顺口溜”吐槽抗击之，多数时候麻木处之。多数走过场的公共艺术项目公示并不真实采纳民意，公众决定权常常被架空、剥夺。另一方面，公众整体素质、审美水平掣肘，还会反作用于令精品委身迁就平庸。一个严重缺乏真正公共艺术人口的社会，难以奢求公共艺术的“好”。

三、创作群体不胜任。当代从事公共艺术的艺术家，大都没有理想的公共艺术知识结构，一些文化修养较低的雕塑家、画家客串着公共艺术家。他们是那种强调特立独行，追求个性的私人色彩浓重的艺术从业者，心理满足在文人画家身份的功成名就，绝少公共情怀，带着农业文明心态，未解公共的新文化意义，只想通过本人作品楔入社会积累市场影响，顾不得服务公众，佳作低产，往往长期歉收。

四、创作急迫，过于仓促。一些业内人把公共艺术当“活”，绑定城市决策者或房地产开发急切，可以大量取得资金，逐利者云集，处处为钱而艺术而暗战。城市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直观的成果，公共艺术是城市建设最直接的受益门类，除了建筑，任何艺术门类都没有像公共艺术那样获得如此巨额的城建资金，集中而巨量的需求刺激，让公共艺术常常批量化产出，精益求精者少。

五、舆情分裂，不好的作品没压力。舆论界面对“不好”的公共艺术也还总是见仁见智。明明很丑的雕塑揭出了竟会出来另一派的辩护声音，平庸的作品于是总能安全地躲在相峙的舆情下不断涌现。

公众(人民)本来是公共艺术的法理上的建设主体，但它被抽象到没有立项权。纳税人被分解成活生生的个体时，谁也不自觉自己出了值得当真的钱，拥有可以当真的发言资格，便拱手让出表决权，让舆论去代表(在美国一些州，如果要建造一处公共艺术，除了专家委员会要审定，还得征询每一个从自家窗口看得见该“艺术”的居民的同意，不签字意味着不同意，可致一票否决)。电视、报刊、网络无暇旁顾公共艺术的跟踪或较真，“不好”的公共艺术得以轻易立足，杂草丛生，也怪舆论剪草不力，更不好的是，很多低品质公共艺术出现时，公众、舆情多数失语、少数夸赞。竟能造成颇受欢迎的错觉。

六、“二主”终裁，甲方说了算。某项公共艺术建在谁的地面，谁出的钱，谁才最终决定其主题、形态、风格、体量、材质、朝向甚至取名。把公共艺术当活的艺术家，懂得要紧的是让“地主”和“财主”满意。甲方貌似代表公众，强势推动不少低俗的定制。(在发达国家，公共艺术建造资金或通过社会募捐。“百分比”法定提取，由专家委员会结合社区代表意志支配，方案可以不受制于甲方，只对社会的有效监控机制负责)。“不好”的公共艺术不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身。

七、管理机制不健全。中国几乎没有公共艺术的职能管理部门。一种“城市雕塑委员会或办公室”代司其职，一般归于建设系统。但由于公共艺术的跨界因素，市政、交通、园林、文化、宣传、街道、校园、企业也可以基于“二主机制”偶尔强力作为，这个常设于多数省市的机构往往处于空转状态。更有的城市职能部门，经不起利诱，直接或间接介入公共艺术工程。有的政府性质的考核发放“执业资格证书”，事与愿违地给许多能力水平堪忧，但出得起发证前培训费的人发放了“政府”许可。有的跨界别部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多数成员经常兼为投标人，他们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专家身份成了自己揽活的招牌利器而根本没有代表的中立性、公共性。更重要的是，公共艺术没有续存管理机制，一经立项，则默认为百年大计，没有寿命预估而量“命”投入，建成以后疏于养护、维修、揭幕剪彩即开始中衰，每况愈下，让后来的观众只能面对其旧态。

八、公共艺术精品正面临全球性枯竭。任何国家都能举出几个好或坏的公共艺术个案。整体的情况是欧美发达国家好的公共艺术的总量要多些，非洲、南美洲国家的都会城市出现好的公共艺术的比率最大，甚至超过欧美。而中国是不好的公共艺术比例最高的国家。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启示我们，公共艺术求好的秘诀就在于控制总量，宁缺毋滥，精益求精。事实上，欧美国家基于社会产出机制调控做到了这一点，非洲南美国家因为资金短缺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公共艺术在相对休眠的城市建设中的长期待业，国际上的公共艺术家十分羡慕中国同行的“活源”——美术学院的进修生也不愁没公共艺术的活干。全球性的情况是，公共艺术的需求剧减，而中国的公共艺术供源无限扩大，世界上的公共艺术家都成中国公共艺术的智库储备。但他们往往难解个中深味，不服水土，只能眼馋中国同行。中国公共艺术创作群得益于某种攘外机制，没有像建筑界那样失守自己的垄断。负面的结果是，一些拥有专业实力的雕塑家，逐渐因为活多作品多而滚雪球一般建立起权威，成了中国各地重要公共艺术项目的主要供源，导致大量的自我重复和地区雷同。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里进行公共艺术体现的进文化分配，是对七分之一人类的负责。我们有理由呼唤“好”的公共艺术。

□邹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