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逐步表现出心力的“衰竭”。就在之前的好几年里，当代艺术都处狂欢中。那是怎样一种狂欢，拍卖场上的叫卖声与市场中的细语交织成一片，形成了引起广泛效应的声响，以致引发了太多的质疑、嫉妒与谩骂。尽管质疑、嫉妒与谩骂的语言粗俗不堪、缺乏理性与教养，但他们中间没有人承认他的质疑是非理性的，他们每一个人都竭力向公众表明：被质疑的狂欢是堕落的，甚至狂欢本身仅仅是一种未被识破的谎言。

的确，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自由艺术家似乎有了值得骄傲但又难以启齿的可能性，市场经济将艺术家的肉体托上，开始了物质主义的旅程。可是，精神呢?有人带着不安地问。之前，当代艺术有一个让人激奋的名称叫“现代主义”。可是，现代主义具有的愤世嫉俗特征阻止了艺术家对“庸俗的”金钱的公开敬意。尽管圆明园一个个幽灵总是热衷在昏暗的灯光、酒精与女人中间穿梭，以满足灵魂的需要，但实际上他们本能地希望肉体要有实在的栖身之地。直到90年代上半叶，开始被称之为“当代艺术家”的那些现代主义的“后裔”仍然以羞怯的态度面对物质的世界，他们还是勉强地坚持：“艺术”总是精神的和神圣不容金钱侵犯的，不过同时已经有不少的艺术家接受了市场经济的现实，之前的苦难与让人焦虑的生活告诉他们：无论如何美金或者金钱是重要的。

西方思想家的幽灵是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者的陪伴，而90年代的当代艺术却在市场经济导致的全球化中乘胜前进，一开始，那些受到国际关注的艺术家是小心翼翼的，他们踏上了全球化的征途，开始品尝资本主义的果实，接受着看上去轻松却暗中严谨的规范。很快，中国艺术家就在姿态与敏感性上适应了新的游戏，直至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有批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大胆地使用了“合法性”这样的词汇，好像时代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之后的展览中，艺术家甚至对公众也胆敢表现出肆无忌惮的调戏。总之，从80年代燃情岁月走来的当代艺术，获得了似是而非的成功效应。

早在80年代，年轻艺术家带着一种人类理想主义的惯性，展开了对历史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1989年尽管现代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中国美术馆有一次肆无忌惮的狂欢，可是跟着，他们的感觉与行为被阻断，那些尖锐的思想与激情似乎失去了投射的方向，灵魂找不到安放的地方。于是，玩世现实主义提示了另一种存活的路径：如果没有可能讽刺社会，似乎可以嘲笑自己——批评家将其说成“自我拯救”;还有一种态度也让人难以定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融为一体，这不是搞笑，这是政治波普提出的一个问题。接着，艺术家不再坚守本质论的规矩，理想、真理这类词汇失去了意义，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批判性的话语不是演变成没有智商的口号，就是彻底消失殆尽。

市场似乎在帮助当代艺术一路凯歌，以致官方艺术机构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通过设置当代艺术院或者形式上对当代艺术家的接纳成为人们质疑的“招安”或者“同流合污”的物理代名词。人们很难说清楚，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什么都不是。

享乐与苟且成为普遍的风气，如果可能，一位被称之为“艺术家”的人可以随时准备调整任何立场和位置，面向官方、面向市场、面向机构、面向名利，面向任何可能性，只要这是自己的或者大家的“艺术”与“事业”的需要。

的确，当代艺术的队伍早就被打散了，其打击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来自无所不在的市场、来自自作聪明的观念、来自所谓的“艺术批评家”的“批评”、来自利欲熏心、来自嫉妒与仇恨、来自心理疾病、来自丧心病狂、来自贫困、来自金钱、来自任何一个有意无意瓦解艺术心灵的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艺术家只能再一次地退守内心，退到没有人知道的迷茫与未知领域，听凭内心的需要从新寻找活力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状况是，曾经充满活力的生命正处于可怜的衰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