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前几年，有新闻媒体披露某作家因为小说写得好，被提拔为省级领导，而专门因字写好而得以享受同等或类似待遇的尚无先例。读书法史不难看出，能留下墨迹且为人知晓的书家，基本上是曾有过一官半职的，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七品芝麻官。王羲之、颜真卿、苏轼、黄山谷、赵之谦等比比皆是。虽然米芾说“放笔一戏空”，吴昌硕有“弃官先彭泽五十日”，最后撒手不干，各自仍有一段官场经历。布衣书家屈指可数，仅邓石如、齐白石等极个别。怀素是一个和尚，而僧侣在唐代的地位不可小觑。下层人物凭借书法名垂青史者，凤毛麟角。

曾与一位同道聊天，其言及一位现任市级领导的书家曾向他道出心声：“不当官咋出名？”估计这代表了一大群现在正在做着官又挂名书家之人的真实想法。不过现在当官的写字大都不咋样，上档次的少，与古人无法相提并论，大多是“领导批示体”或“老干部体”，有名也只是虚名，一退下来，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最令人玩味的是，那些已垮掉的曾当过大官的书家，以前所写的招牌在一夜之间被铲除，唯恐避之不及，到底是当官的悲哀呢，还是书法的悲哀呢？再联系某领导所说“不当官咋出名？”的言语，说穿了，就是对自己不自信。

名虽皆为官，其实此官非彼官。古今之别在何处？过去当官靠科举。科举靠什么？书法优而仕。文征明、董其昌年轻时便有因书法不过关而影响了功名，以至于发愤学书的经历。可见当时书法之重要。现在则不一样，必须是先做官，才有人喝彩和捧场。有的人选择书法是因为仕途升迁无望或退休前的最佳选择，既风雅，又保险。两下相较可以看出，古人先要把字写好才能当官，书法算是敲门砖；现在是先做稳了官，闲暇时来几笔做点缀。古人的经典作品多半是做官失败，遭遇挫折，被贬或归隐时出现，因为基本功扎实，不当官时全身而退，可以专事艺术。王羲之失意时写下千古名篇《兰亭序》，苏轼被贬黄州有《寒食帖》，黄山谷一生颠沛流离，名作一个接一个。归根结底，古人练书法成为一种人生志向和价值。现今书法并不是政绩考核指标，官员要操心的事情很多，精力容易分散。国人因势利而习惯于说违心话，某人在台上时一片叫好声，再差都有人叫好，一旦下台便无人问津，门前冷落车马稀。这一切反差实在太大，自然无心求艺，基础本来就不行，结果只能更差。一句话，古时体现书法和人生的关系，现在表明的是书法与金钱、地位的关系。

话说回来，书法和当官之间确实有很重要的关系。像李世民这样文治武功是再好不过，唐代要是没有李世民的提倡，何来三百年唐代书法的繁荣？现在也是，只有位高权重的官员们喜欢书法，才有书人的好日子过。书人的风雅以领导的附庸风雅为前提，两全其美。最无益的就是，当官的一心想写字，在位而不谋其政，不为一方百姓谋福利，而写字的整天想当官，没有心思做学问，游手好闲，必然多出歪门邪道。

就现实而言，目前也有些当官的领导虽然书法水平不怎么样，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这些想当书家的官相比，有的书家虽名正言顺，却一心想谋取一官半职而投机钻营，为了某个位置不惜任何代价和手段，每逢书协换届时的各种风波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有些人最初练书法的目的并不是艺术，写字只是幌子，与当官者谈书法，和书人谈当官。只是假借书法之名，“潜伏”时间稍长一点。这类投机分子一旦爬到某个位置上，水平就随之下跌，位置愈高，水平愈低，二者成反比。最后水平一落千丈，一提笔就是“海纳百川”或“远上寒山石径斜”，比那些当官的领导好不了多少。

作家王蒙曾说过：“想当官的作家不如想当作家的官。”套用这句话可以说：想当官的书家不如想当书家的官。不过想当书家的官要进行区分，如果是内行的话，可以辨别水平好坏，书法能够作为礼品，养活一批书家，提拔一批人才，开展一些活动；如果是个外行，张嘴就是“我要×××主席的字”，当地书协定会争得头破血流，假字画也必然泛滥起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想当书家的官决定了想当官的书家的命运。

(作者为书法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