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跟贝都因人一起，在埃及西部的沙漠旅行。当我们的汽车轮胎被戳破，他们用胶带和一条旧内胎，从其余三个轮胎里把气吸出来，再给第四个轮胎充气。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个厨子；也许他从前也是这样对付多出来的食客。他们绝不为没有气泵感到羞愧，反而告诉我，只有没用的人才带着太多工具。真正能干的人根本不用工具，他们总能随心所欲把手头的东西派上用场。你涉足的知识领域越广泛，你即兴发挥的资源就越多。

 我们经常听说精神病和反社会的人，但现在有了个新名词：砖家。这类人视野狭窄，脑子一根筋，乏味透顶。在现代西方社会，心无旁骛的超级专家是社会的楷模。今年6月，我受邀在BBC广播4台《今天》节目讲尼罗河，制片人屡次称我“特维格博士”。我受宠若惊之余，却细思恐极。我从未想过成为博士，三次后，我打断了这位制片人。他当然并不真的希望我成为一名博士，是社会文化使然。我关于尼罗河的书自然是野狐禅，但BBC需要的是位可信的嘉宾——一位专家，要不然有谁会听呢?

 专家的模范形象来自商业上的成功。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他本人是个多面手，不仅精于经济学，还涉猎哲学、天文学、文学和法律)发现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他关于制造别针可以拆分成各个零件的理论，大大提高了生产过程的总效率。但是，亚当·斯密也发现，过于严格的劳动分工造成了“精神的阻隔”。托克维尔写道：“没有比极度的劳动分工，更加使人物化，以及从他的工作中剥夺最微弱的心智。”

 自从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工种进一步细分，工作变得枯燥乏味，我们已深知其中优缺点。人们获取财富的同时，也必须时时抵御无聊和痛苦。在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大瑟尔》中，尼尔·卡萨迪像个魔鬼一样工作，在一家轮胎店换轮胎。工业主义因为劳动分工的增长，而倾向于信赖专家。但真正的问题开始了。当身体一动不动，大脑被迫做重复的事，人内心深处就开始反抗。

 现在大多数工作，要求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方。在这个专家的社会，只有脑子一根筋的人能兴旺发达。当然，我们其余的人也十分擅长假装专家。我们修改简历，为了看上去好像永远想要贩卖移动房屋或奈斯派索咖啡机，事实上，过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传统意义上，多面手是“博学多才”的人，征服了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15世纪的建筑师、画家、骑手、弓箭手和发明家莱昂·拜提斯塔·阿尔贝蒂写道：“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只有他愿意。”文艺复兴时代，多面手成为“完人”的理想。据说，莱昂纳多·达芬奇对能弄弯钢条，跟画出《蒙娜丽莎》同样骄傲。在达芬奇、歌德、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多才多艺的人面前，我们感到羞愧。

 我们误解了新想法、新发现、新艺术是如何到来的。

 比如，人们总认为科学是讲究逻辑、理性、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上，科学发现相当偶然，受到资金和自我意识驱动，第一流的科学家总是依赖直觉带来的灵感。新观念常来自交叉学科的双重滋养，博学多才的人才能有所创新。发现DNA的弗朗西斯·克里克，一开始是个物理学家，学科背景使他有信心解决生物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理查德·费曼因为研究量子电动力学获得诺贝尔奖，他的灵感却来自用手指转盘子的爱好。雷达专家珀西·斯宾塞注意到，辐射产生的微波使他口袋里的巧克力融化，从而发明了微波炉。发明现代枪械的海勒姆·马克西姆，灵感来自童年时做的弹簧捕鼠器。

 艺术领域的突破也是同样的。立体主义来自非洲雕刻艺术的简洁和欧洲绘画中方兴未艾的抽象趋势，让·米切尔·巴斯奎特和班克斯吸取了街头涂鸦艺术，使它能被画廊所接受。在商业上，跨界是所有创新的来源：防弹布纤维的纺织灵感来自蜘蛛网，移动电话在实用性上就像电脑、照相机和GPS系统。要想到这些主意，你就必须知道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事情。你的知识领域延展得越广，你的创新潜力就越大。

 发明创造在各个方面否定专业化，人类的本性和进步从根源上是倾向于多才多艺的。生活本身是多姿多彩的，为了生存，你需要获得很多技能。在传统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在各个领域浅尝辄止。虽然，一个人可以成为最好的猎人、弓箭手或捕猎者，但他并不仅仅只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