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吴小曼北京报道

继《最后的晚餐》1.8亿港元落槌后，曾梵志三联画《协和医院》再创纪录，1.3亿港元成交价不仅打破了此前由张晓刚三联作《生生息息之爱》保持的7906亿港元的中国当代艺术品纪录，也打破了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雕塑作品《我的寂寞牛仔》1510万美元的亚洲当代艺术作品纪录，曾梵志跻身“亚洲之星”，不仅续写了中国当代艺术神话，也改写了亚洲当代艺术传奇。2013年，中国当代艺术明星F4由曾经的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变成了曾梵志、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自然是有人质疑、有人表示看不懂，也有人惊呼，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值将历经市场的起伏波折后逐渐显现出来，用曾梵志的话说好作品还远在后面。

暧昧的模糊性

2013年，是艺术家个展非常集中的一年，先是年初张晓刚的佩斯北京个展、曾梵志的伦敦个展，然后是岳敏君的个展，乃至不久前方力钧在798泉空间的个展，中国当代艺术看似出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调整期以来的回暖迹象。“这些一线艺术家1年之内往往会接到十几个个展邀请，但大量艺术家的作品鲜少有展出机会。”先锋艺术评论家杨卫说这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吊诡的一个现象，艺术市场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洗牌后，已呈现出金字塔结构，社会资源、资金都在向少数几个市场明星集中，藏家也在向大的机构、资本集中，处在金字塔底的艺术家要想分抢市场蛋糕变得异常艰难，加之中国远没有形成艺术品的消费群体，在这些藏家看来，当代艺术品不过是比之房产、股票更快的投资产品，其中的投机性和随意性就愈发明显。

“这真是疯了。”当张晓刚的作品拍至上百万美元时，他已觉得市场疯了，因为他的《血缘大家庭》在1991年出手时也就上万元人民币，10年时间增长10倍他觉得还正常，而增长上百倍时，他就觉得有些看不懂了。不过，在他看来，这些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与艺术家基本没有关系，这些都是纯市场行为，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创造出新的作品，绝对不能被市场左右。

自《血缘大家庭》后，他完成了历史叙事作品“失忆与记忆”系列，近年来又创作了“绿墙”、“红梅”等作品，他是在承担一个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职责，寻找我们失去的历史记忆，同时反思城市化进程如何造成我们个人内心的孤独、人性荒漠，这是一种内在情感关系的梳理，因其作品的个人性、超现实和意象性反而缺少“血缘”系列所呈现出的外在张力，因此在评论中形成两级，有评论家认为张晓刚用梅花隐喻中国式文人情趣而有意模糊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使得最近的表达变得暧昧，它也就失去了一种立场和力度。“不过，现在这些成功的艺术家都转向了策略批判。”杨卫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不一样，因为一切都没有成型，社会的一切可能性都有，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鲜活的个人特征和时代特征，而现在因缺少了“敌人”(批判对象)而变得犹疑，用张晓刚的话说，如今没有明确的反抗目标所以绘画就变得更内在化和个人化了。

也有西方评论家认为，正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缺少明确的自由立场和因其模糊性和暧昧性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这反而会迎合他们的“东方趣味”。

破坏力和残缺之美

与张晓刚追求的人文性不同，方力钧则通过他的“走进大学文献展”来确立他在学术上的定位，这也是方力钧从“像野狗一样生存”慢慢进入体制(进入国家画院)的一种变化，其实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缩影。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方力钧的“玩世现实主义”光头自画像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他是借用了西方波普艺术的图像符号方式，在有意迎合西方藏家的审美趣味，而在当代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看来，“泼皮玩笑”实际上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意味和生存智慧的一个象征符号，它主要是由中国文化和社会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人在面对外界压力时不作抗争而是用一种玩笑和消极心理去躲避矛盾，这就是老庄哲学中的“犬儒主义”。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方力钧认为这是一种把人世间的东西看破了，而以一个完全不经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

所以方力钧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有一种“严肃性”，而不是一味消解、嘲讽，他的“光头、玩笑”与岳敏君的“傻笑”不一样，岳敏君的“大嘴、傻笑”就是一种没心没肺的当下俗世生活写照，艳俗的色彩、借用民俗画的平涂，让图像不断重复而呈现一种“假、傻、土”的讽喻效果。

方力钧此后的“云彩、潜泳、小孩”等作品意象符号依然在延续他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批判性，在他看来，它不过是从一种无意识向有意识的转变。“我觉得尤其是去年画那些大的云彩，它变成有意识了。当有意识做这个的时候，我发现里面东方的成分，在整个文化体系里面，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必不可少的，它的这种信息太多，对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补充。最近有些书特空洞地骂资本主义，说许多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如果严肃说起来，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开始了一种新的人类生活，但它没有加一个制动器，它不能够停止，那么消解资本主义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东方传统的人生观，但是让人感到滑稽的是，资本主义启动的这种东西，把它发扬光大的恰恰是中国人。让它欲望最强的是在东方，是在中国人，对世界的破坏能力，这种物欲，反倒比西方人强。”这其实是陷入到一种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中，用学者秦晖的话说，中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全球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一种专制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结合产生的新问题，所以中国问题不能用国外的理论套。

方力钧最近的个展就集中展现了他近年来的艺术探索：油画、水墨、陶瓷。水墨、陶瓷是一种中国材质，它不同于西方绘画材料，方力钧想从中国材质来表现现代中国性，这其实还是沿袭了一种文化反思。他的陶瓷是“反其道而行之”，有意破坏陶瓷的完美性，而呈现它在烧制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方力钧认为，这是守住我们认可的一种可能性，“其实把九千九百九十九种可能性都荒废掉了——因为我们认为其他全部都是废物、垃圾。而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工作本来是寻求一种解放，而不是钻入到一种禁锢里边去。”

“最后的晚餐”

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就是用了一种巧妙的置换，把西方宗教场景置换成中国的教室，佩戴红领巾的接班人变成了资本主义欲望的信徒，这恰恰是中国现实的困境，当中国经济和文化受到西方冲击时，我们如何确认个人身份或是依然会陷入一种新的“集体主义”中，这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话题，因此能成为市场新的标杆。但也有人质疑它的价值，认为它不过是讨巧之作，通过场景的移置、拼贴、古典与现代、中西的融合达到一种艺术效果。

曾梵志最近的新作《祈祷》、《兔子》等新写实绘画就是一系列向西方大师致敬之作，这是他被国际画廊高古轩代理后在国际市场上的亮相作品，获得的反响褒贬不一。高古轩是一家很有市场运作经验的国际画廊，它曾代理了很多国际艺术明星，像英国画家奎斯特、日本画家草间弥生等，但他们在去年都纷纷离开了这家太过市场化的画廊，曾梵志无疑就成为高古轩新的市场招牌。

说到近年来国际流行的艺术手法，古典移植在其他的艺术门类比如音乐中用得非常普遍，在现代绘画中也不新鲜，达利就曾经给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添上胡子，不过这多少有些颠覆和游戏的效果，而曾梵志的“致敬系列”则带着严肃性，有向古典精神回归的意味，这难道是中国当代艺术所呈现出的尴尬困境，我们已经从西方绘画的技术学习、模仿完成后，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寻找到中国当下的图像符号和独特表达，当代艺术呈现出一种鲜活的生命力，而在走过这些历程后又重新陷入到一种技术探索中，如今有意回避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去表现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那么当代艺术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就会降低，因为缺少情感的作品就会变成一种炫技手段，这是曾梵志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边缘化，如今逐渐主流化甚至成为艺术明星后的代价，这也是当代艺术在走过了曾经的政治、文化批判想回到传统文人画“趣味”中的困境，因为我们恰恰是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性语境中而远远没有进入西方式的、去政治化的个人化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