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国，继续处于美术馆的建设热潮之中。广西美术馆、山东美术馆、太原美术馆等场馆已陆续落成，并投入使用，它们的建筑面积均在3万平方米以上(上海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是3.92万平方米)，堪称超级场馆。香港的M+博物馆、北京的中国美术馆新馆、深圳的当代艺术馆也在设计和建造中，这些新美术馆都有一个共同点：巨大的建筑体量和追求“国际化”的野心。

随着这一轮中国城市空间的再造，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拥有一家“体面”的、设施现代的美术馆的必要性，他们都选择了投以巨资，建造一个新馆。如果中国的每个省会城市都拥有一家省级美术馆和一家市级美术馆，中国的超级美术馆数量将至少达到50家之多。

这些新冒出的美术馆，对于推动中国艺术，尤其是对地方艺术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展览，会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此之前，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城市没有合适的展出场地，市民接触艺术的机会，也微乎其微，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未能踏进美术馆的大门。有舆论将这股美术馆的建设热潮视作又一场“大跃进”，但得承认，这是这些富裕起来的中国城市在集中补课，他们已经意识到，城市不仅需要大广场、摩天大楼和奢华的shoppingmall，也需要一些精神性的空间。

在这轮美术馆的爆炸式增长中，美术馆这个在中国新兴的行业，也产生了一些实质性的竞争——艺术家有更多展览空间可以选择，这使美术馆对艺术家展开了争夺。谁能说服一些重量级的艺术家到自己的美术馆举办新作展，或开出高价码借到明星展览，谁就能在美术馆的竞赛中脱颖而出。2013年的中国艺术界，关注度最高的展览之一当属“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这一回顾展，展览继在香港艺术馆的展出后，先后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进行巡展，香港、上海、北京是中国最富裕、也是艺术活动最活跃的三座城市，这三座城市的美术馆，仍是中国艺术版图上的主导力量。尽管部分二、三城市已经完成了美术馆的建造，但不少美术馆仍然寄望于和政府合作，以热闹的、嘉年华式的双年展来吸引眼球，从而参与到城市营销的宣传工作中，缺乏一些有影响力的常规项目，更无财力购买安迪·沃霍尔这样的明星个展撑场面。

美术馆建设热潮中美术馆数量的增加，是清晰可见的，这也是美术馆大时代最受到关注的“现象”，但“现象”背后的资本力量，其实才是这股热潮中的决定性因素。2013年风头最劲、也是最豪气的美术馆，应该是上海的龙美术馆，刘益谦、王薇夫妇继2012年年底在浦东开设龙美术馆之后，浦西的新馆也在2013年年底开放，他们将多年的收藏以不同的主题序列陆续对外展出，俨然一场场炫富party。2013年9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全部藏品都是来自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上海昊美术馆，让大家认识了一位名叫郑好的低调富豪。与一些省立、市立美术馆捉襟见肘的经费相比，民营美术馆的资本实力要更雄厚，在收藏上也更具开拓力。

如果仔细浏览中国最近几年新创的官方美术馆的网站，其“美术馆简介”一栏中，往往罗列的是他们为之自豪的建筑面积和展线长度，但极少涉及专业团队、品牌展览，在特色馆藏上也是遮遮掩掩，毫无专业自信。如果政府对官方美术馆的投入缺乏长远规划，这些美术馆在建立特色馆藏、提升职员素质以及打造高品质的展览上都会困难重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已经建造起超级美术馆的城市，是否有足够的地方财力和艺术资源来支撑这样一家家超级美术馆?当中国的各大城市都建造超级美术馆时，尺度是否合适，似乎就弃之不顾了，在日后的竞争中，这种“一味求大”策略，恐怕会逐渐暴露它的问题。

当然，官方美术馆由于处于体制内，会有不多的、但也源源不断的财政经费划拨，在这些美术馆工作，仍是一份能吸引不少年轻人的铁饭碗，要甄选普通职员来承担美术馆的具体工作，让美术馆运转下去并不太难，但要招募到一些优秀策展人、研究员和馆长，让美术馆的多项功能激活，却又不容易。2013年10月投入使用的山东美术馆，在招募馆长阶段，只有一人应征，可以显示出官方美术馆的吸引力非常有限。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当代艺术馆，今年9月聘任了已经担任新疆文化厅副厅长的张子康担任荣誉馆长，这也释放出一个信息：他们未能找到合适的馆长来主持这座巨型美术馆的筹备工作以及人员招募。在美术大省山东和地方财力雄厚的深圳，尚且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内陆城市的美术馆在搭建工作团队时，会受到资金、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更多掣肘，也许最终只能勉强为之，成为一家平庸的美术馆。

美术馆在人事制度上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引起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的重视，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官方美术馆的人事构成中仍有一批过去“小馆时代”留下来的老班子，他们在美术馆中往往拥有权力，但他们对美术馆工作的理解以及管理(管制)思维，沿用的是美协、画院那一套，美术馆系统成了旧有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新的衍生物。这种体制中的科层文化，主导了不少美术馆的行政工作，对美术馆内部的人才资源造成极大的消耗和浪费。

尽管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美术馆，但他们在应对这一问题时，仍是不容乐观。深圳当代艺术馆大力邀聘的张子康，已是一位在业内颇有职业口碑的美术馆馆长，曾在今日美术馆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在他卸任后的2013年，今日美术馆就发生了多起人事地震，接替他的新馆长谢素贞上任后，大量辞退旧员工，然后谢素贞也“下课”了，“80后”副馆长高鹏接任。再联系早前王璜生在广东美术馆的卸任风波就可以看出，即便是这些在国内颇具声誉的美术馆，也面临极其重大的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强人馆长”也许能给美术馆带来了一时的辉煌，但他们在意识形态的管制文化和科层文化的影响下，也很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稳定的、可持续的管理模式，看似成功的“美术馆工作系统”，其实是临时的，部分人员的变动，仍会极大地影响到美术馆既有传统的传承和工作的持续，这就使得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存在巨大的风险。尤为值得担忧的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正视这种中国式成功的随机性和制度的弊病，一旦这种偶然的成功，刺激了美术馆的爆炸式增长，正在急速行进的中国的美术馆大时代，将会充满了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