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珐琅，是金属珐琅器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品种，是用单色珐琅釉料直接涂画在金属胎上作地，再根据图案设计的色彩，用珐琅釉料描绘出人物、风景等花纹图案，再入窑经高温烘烧，出窑后经磨光、镀金即成。画珐琅器吸收并借鉴了掐丝珐琅器、瓷器、料器和西方画珐琅的制作工艺。本文介绍了康雍乾三朝的画珐琅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画珐琅八宝莲花纹法轮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画珐琅番莲双蝶纹花口盘

画珐琅器，是金属珐琅器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品种。清·蓝滨南在其《景德镇陶录》一书中，对画珐琅器作了如下的描述：“西洋古里国造，始者著代莫考。亦以铜为器骨，甚薄，嵌瓷粉烧成，有五色馈彩可见，摧推之作铜声，世称‘洋瓷’。泽雅鲜美实不及瓷器也。今广中多仿造”。

画珐琅器的具体制作方法是：在已制成的金属胎的表面，用五颜六色的珐琅，按照纹样设计要求，绘饰图案花纹，再经入窑焙烧显色而成，极富绘画趣味，因此也有人称“画珐琅”为“珐琅画”。

画珐琅器是在康熙十九年清内廷造办处珐琅作建立和康熙二十三年海禁令废弛以后，吸收并借鉴掐丝珐琅器、瓷器、料器和西方画珐琅制作工艺基础上试制成功的。

康熙朝画珐琅器

康熙年间画珐琅器的生产，反映了清代画珐琅器从试制成功到规范成熟的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康熙早期的画珐琅器，胎壁制造一般比较厚重，器体较小，造型品种比较单调，主要是一些炉、瓶、盒、碗之类。作品多以灰白色或黄色珐琅为地，并用红、黄、蓝、白、绿、赭、紫等几种颜色的珐琅作画，颜色品种还不甚丰富，与同时期掐丝珐琅器所用颜色品种基本相同。由于颜色品种单调，因此少见色彩浓淡的对比和过渡，图案轮廓勾勒粗重，似是借鉴掐丝珐琅器的制作工艺而来。珐琅色彩灰暗，光泽度差，施用浓厚，表面凹凸不平，且气泡密集，反映出打磨技术和烧制水平的低下。画面用笔飘逸洒脱，颇有些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韵味，画面题材主要为山水人物和折枝花卉。

康熙早期的画珐琅器，在器物造型、装饰题材和图案用笔方法等方面，不见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可以说：中国的画珐琅器，是康熙早期（康熙十九年内廷造办处珐琅作建立之后），在掐丝珐琅器生产基础上，并借鉴瓷器等传统制作工艺试制成功的。

康熙晚期的画珐琅器，走上了规范成熟的发展道路，充分显示出画珐琅器本身所具有的薄、平、光、艳、雅的风格特点。珐琅质地细腻，施用均匀，光洁平滑，色泽艳丽明快，颜色品种也日趋丰富，由早期的红、蓝、绿、白、黄、紫、赭等七八种，增加到红、蓝、绿、白、黄、黑、雪青、赭、紫、粉等，达九到十二种之多。作品除白色地外，更为盛行以黄色珐琅为地，具有浓重的皇家生活色彩。画面用笔工致，一丝不苟，有如工笔重彩画，更具图案性效果，早期那种飘逸洒脱的用笔方法已销声匿迹。图案的内容和题材以表现富贵吉祥的写生花鸟画为主。胎壁的制造较早期变得轻薄，造型规整，器形种类有所增加，出现了一些诸如盏托、花篮等新的造型，但仍以小件器物为主。同时，随着鼻烟的传入，吸服鼻烟成为当时宫内的一种时尚，因而刺激了宫中珐琅鼻烟壶的生产。康熙年间制造的画珐琅鼻烟壶，造型美观大方，图案绘饰精美，布局疏朗，色彩柔和淡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作品遗存甚少。

康熙早期画珐琅器的珐琅质地粗糙，颜色灰暗，色彩单调等缺陷和不足，在“康熙三十五年筹建，康熙三十九年造办处玻璃厂正式建成”以后，逐步得到了改进。画珐琅器的制作完成，需要集图案与造型设计、金属制作、绘画、珐琅炼制等多工种和工艺为一体，其中珐琅原料的炼制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到画珐琅器的工艺制作水平和表面艺术效果，而从档案文献上看，清宫造办处珐琅原料的炼制，许多是由玻璃厂来承担的，目前康熙朝档案所见不多，但可以从雍正朝造办处档案中看出一些端倪：“九月初二日首领太监吴书来说，奉王谕：今配烧珐琅用的红料，将玻璃厂柏唐阿着吴书挑选二名学配红料。遵此。”可以说造办处玻璃厂的设置，在制造玻璃器的同时也为康熙朝画珐琅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画珐琅器是在康熙朝早期试制成功的，但我们也不可否认西方珐琅工艺，在中国画珐琅器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以后，随着清政府海禁令的废弛，中西方贸易往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西方的画珐琅工艺及制作工匠首先由广东粤海关登陆我国，并与“能烧珐琅物件”的广东工匠一起应诏或被举荐进入内廷参与造办处画珐琅器的制作。

有关西方和广东画珐琅工匠进入内廷参与制造画珐琅器，有《康熙五十五年朱批奏折》：“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奏闻事……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珐琅）物件……今又查有能烧法蓝（珐琅）杨士章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费。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和《康熙五十八年朱批奏折》：“两广总督奴才杨琳为奏报续到洋船事。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船一只……又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为证。

概而言之：中国的画珐琅器，是在康熙早期珐琅作建立后不久试制成功的。康熙二十三年以后，随着中西方贸易往来的开展，得以借鉴欧洲画珐琅制作工艺，并且在西洋画珐琅器工匠的具体参与下，至康熙晚期制作出了成熟和完美的画珐琅作品。

雍正朝画珐琅器

雍正朝画珐琅器，作品风格独树一帜，创制了诸如天球式冠架、法轮、卤壶、六孔瓶、桃式洗等造型秀丽，线条优美，极具特色的画珐琅器。其图案装饰别出心裁，流行以黑色珐琅为地，用彩色珐琅绘饰花纹，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用笔工致，极具装饰效果。

我们知道，珐琅原料的炼制，是体现珐琅器工艺制作水平和表面艺术效果的一个重要环节。说到清宫炼制珐琅，雍正六年（1728年）在旧有西洋珐琅原料的基础上，新炼和新增珐琅颜色达十八种之多，极大地丰富了珐琅颜色品种：“七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蓝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增珐琅料：软白色、秋香色、淡松黄绿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以上共九样……”

雍正年间新颜色珐琅品种的炼制成功为乾隆年间金属珐琅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乾隆朝画珐琅器

乾隆朝，在前朝基础上向着用途更为广泛和大型化的方向发展。这其中有五供等佛堂供器；炭盆、炕桌等家具及宫殿陈设用品，以及如意、笔筒、水盂、啐盂等日常实用性和赏玩性制品，还出现了用黄金做胎的画珐琅器。

这一时期的画珐琅器，异彩纷呈，表现在器物造型丰富，风格多样，题材广泛：有仿自青铜器造型的仿古器；有仿玉兰、菊花、葫芦等造型的仿生器。有仿掐丝珐琅、青花瓷器等其他工艺的画珐琅作品；有同时使用两种珐琅工艺完成的作品。有各种缠枝、折枝，以及其他四季花卉；有花鸟鱼虫、螭龙夔凤；婴戏、仕女、岁朝、母婴图；几何图案等等。同时，由于乾隆皇帝对于西方画珐琅器的喜爱，并许多西洋画师在宫中供职，他们与中国画珐琅工匠一起共同为皇家制造了许多仿西洋绘画技法、题材或造型以及中西合璧的画珐琅作品，这也是乾隆年间画珐琅器的一个重要特征。

乾隆年间金属珐琅器的生产基地，除北京内廷造办处珐琅作外，还有广州、扬州等地，其中以广州的地位最为突出，作品遗存也比较丰富。

广州，是清代岭南地区最大的工艺美术品制造中心。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后，广州是当时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充分利用其自身的人才与地理优势，为我国金属珐琅工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清代金属珐琅器生产历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广州制作，俗称为“广珐琅”的透明珐琅器，便为金属珐琅工艺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广珐琅”基本的制作方法是：先于金属胎的表面錾刻花纹，然后再贴饰银片或金片（或描金）花纹，花纹表面罩施单色或多彩的透明珐琅，(常用的颜色有蓝色、绿色和紫色)，金片花纹留地。在亮丽透明的珐琅衬托下，錾刻和银片贴饰花纹若隐若现，金片花纹烁烁闪光，色彩斑斓，绚丽夺目。“广珐琅”因其烧成温度高，工艺制造方法复杂，难度大，当时只有广东可以烧制，故名“广珐琅”。此外，广州还为内廷造办处珐琅作输送了大批制造珐琅器的能工巧匠，以及制造珐琅器皿所需要的珐琅原料。

同掐丝珐琅一样，由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内廷造办处珐琅作因“无活计可做”被裁撤，并将珐琅作的工匠派往宫内其他机构中当差，一时中止了内廷金属珐琅器的生产。嘉庆年间，内廷珐琅作虽然又重新得以恢复，但已无新的创意，基本是在乾隆年间作品基础上进行模仿维系。清道光十九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随着外国商品向国内大量倾销，严重破坏和限制了民族工业和传统民族手工业的发展，加之清皇朝国力衰竭，金属珐琅器的制造每况愈下，陷于举步维艰的窘境。■（作者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画珐琅花蝶纹葫芦式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