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厂：屯老守愚 

二十世纪广东美术观察系列之十一

采写信息时报记者冯钰摄影信息时报记者陈文杰

中国传统艺术进入二十世纪后，都曾受到西风东渐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作为最具中国传统艺术特征的篆刻艺术，却在晚清篆刻艺术高度繁荣的基础上步入了其成熟期，并发展成中国篆刻艺术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印学的发展深受江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名家辈出，发展出一方面精工求雅、一方面具有现代感形式构成的双重风格，至今仍是广东篆刻突出的特色。

乾嘉以来，考古发现渐多，碑学大兴，篆隶书风随之繁荣，文人雅士受此影响，藏印辑谱成风，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在晚清印坛，面目独具，创新立派的名家辈出，或以书入印，或印外求印，对二十世纪篆刻的发展影响巨大。在清末十年，对全国印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印人，一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书画金石家吴昌硕，一是黄牧甫，而黄牧甫正是岭南篆刻的创始人。

简经伦：语香之室

清末：从发轫时就具有现代性

黄牧甫名士陵，以字行，安徽黟县人，所以由他创造的篆刻流派也叫“黟山派”。虽然他在20世纪仅仅生活了八年，却对20世纪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中年到广州后致力于金石学，曾入广雅书局，协助吴大徵编纂金石书籍，工余鬻书卖印，悉心研究，立意创新。他的篆刻“平正中见流利；劲挺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狂怪之失。”

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谈到黄牧甫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告诉我们：“黄牧甫的东西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很注重文人雅意，讲究精工，不粗糙不怪诞，但另一方面他在形式构成上又有很现代性的东西。当时已经有照相馆了，黄牧甫在照相馆工作过，从照相术里得到启发，他对那种光影的感觉有现代的一些表现方法。比如他画的青铜器，他用毛笔画的青铜器，已经有阴阳的感觉了，那种感性的、素描的感觉他都有了，就是现代照相术对他的影响。回到篆刻上，形式构成很独特。在我看来，广东篆刻既很新，又很雅，总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里面找到根基，同时又在时代的前沿中寻找，受到外来文化的潜移默化。不仅是黄牧甫，还有岭南派的好多篆刻家，比如邓尔雅等等，他们的作品里面都有很强的现代感，同时又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人的雅意，又不粗野。”

李刚田认为，直到现代，广东的印人仍然有这种两端发展的特性：“许多优秀印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广东来谋生，但是他一方面在把外来文化影响带到广东的同时，一方面又被广东的地域文化所同化。广东的印人，他有两端，一方面他会最写意、最现代的南刻，同时又能做最工整、最文雅的文人传统篆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黄牧甫：吾得之以忠信底面侧面

民国：广东篆刻代表人物与西泠印社

黄牧甫之后，广东篆刻的代表人物与西泠印社一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些直接是西泠社员，有些与西泠印社成员有师承关系或长期的交往，如李尹桑、邓尔雅、易孺(易大厂)、冯康侯等，莫不如此。

邓尔雅祖籍东莞，幼承家学，致力于文字训诂之学，精考证，曾留学日本学美术，归国后任职于北京，不久归粤。他的篆刻初学邓石如，后来深受黄牧甫影响，自称黄氏“私淑弟子”，于平正中寓变化，挺拔雄肆，得金文、古玺之精妙，晚年以六朝碑文入印，清丽恬淡，刚劲隽永。他还善于刻造像印，所刻的印章，只得形象而不知是何字，是一种代表性创造。在文字训诂、篆刻理论方面，邓尔雅著述颇丰，其外甥容庚早年亦受其影响而终生致力于金石文字研究。

邓尔雅作品

易孺是广东鹤山人，早年求学于广雅书院，文字功底深厚，后往日本习师范，回国后任职于南京方言学堂、北平大专、印铸局、上海音乐学院等，博学多艺，于诗文词曲、声韵训诂，皆有研究，能画山水花卉，书法极具金石气。

易孺的篆刻早期受黄牧甫亲炙，后来古玺意趣，又受吴昌硕影响，博取众长，力求蜕变。他的篆刻用刀斩钉截铁，章法高古朴茂，气韵贯通，风格奇峭，世人评价为“朴厚辛辣，率直沉雄，奇逸跌宕，直逼出土古物，世罕俦匹”。邓散木称其“朴野浑穆，近人无与抗手”。他所开创的印风对二十世纪篆刻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却因为少有继承者而流韵不长。

另一位不能不提的民国篆刻大家是番禺人简经伦。简经伦生于越南，长成归国后致力于经史，于书法篆刻辞章无所不涉，尤以大字甲骨名世。他的篆刻最初学汉碑，章法谨严，后受易孺影响，印风变为苍奇古茂。简经伦的篆刻风格很广，他以甲骨文入印、布白错落有致，运刀劲利苍老，率真恣肆，被誉为“甲骨文入印第一人”；他还取魏晋碑刻入印，小中见大，“犹如巨崖收入方寸”。简经伦篆刻面目明显，师古出新，是民国印坛具有代表性的印人之一。

由个体转向社团：西泠印社影响广东印坛

1913年西泠印社的成立，开创了篆刻艺术活动由个体转向社团的先声，印人们组织印社，进行艺术交流，展览收藏，撰写印论，创办报刊，编辑印谱，成为民国时期篆刻活动的主要方式。这一模式也影响到广东印坛。在民国时期，广东主要的印学社团有濠上印学社、三余印社、天南金石社等。

濠上印学社是1918年易孺、李尹桑、邓尔雅等十余人在广州清水濠的濠上草堂成立的。印社每周雅集一次，曾编辑《濠上印学社印稿》及社员个人印集。活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1920年，因社员天各一方，印社停止活动。

不过，这些印人并没停止结社——1918年，易孺、李尹桑两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海上印学社”，以研究印学为宗旨，邓散木、宣哲、黄宾虹等参与活动；1921年，易孺在北京组织成立冰社，自任社长，周康元为副社长，社址在玻璃厂54号。社员41人，多为社会名流。罗振玉、王国维、马衡、丁佛言、姚芝父、柯昌泗、陈宝琛、寿石工、陈半丁、柯绍忞、郑孝胥、陈汉弟等参与其活动。冰社的活动对北方的篆刻发展起到可观的促进作用，傅大卣、史树青在《冰社小记》中称“一时北方篆刻之学蔚成风气，对后影响很大。说者谓冰社篆刻之学，可与南方西泠印社媲美。”

三余印社是1921年邓尔雅、李研山等在广州成立的，社址在广州正南路。天南金石社是1934年李泽甫在广州禺山发起成立的，陈大年、黄文宽、何绍甲等参与活动，每周日举行一次例会，研究金石考证及篆刻等。此外，1925年广州成立的中华书法研究社虽然主要以书画活动为主，但也兼有印学活动。

参加这些社团的印人，多不局限于某一个社团的活动，他们会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参加多个社团的活动，使艺术交流的面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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