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离不开技巧，缺乏基本的技巧，艺术家很难有所作为；但是，艺术家光有纯熟的技巧，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也很难成气候。就当前中国画坛来说，人们对绘画的技艺比较重视，而对画家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文化艺术修养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对技巧的学习与训练也往往有偏颇的理解，以为一定要经过学院的正规训练才能出道，否则便认为是旁门斜道；殊不知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是通过自学而成材的，尤其在中国画领域，可以用拜师途径或用心对古人作品的临摹、揣摩或体悟，加之不断实践和练习，同样可以走出一条路来。如果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有文史方面的学养，在艺术创作上同样可以达到相当的高度。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表达了我每次阅读刘斯奋先生绘画作品时反复出现的直观感受。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观赏过刘斯奋的艺术作品，那时他还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在工作之余，从事书法与绘画创作。表面上看他这样做似乎在消遣自娱，以此减轻工作的压力，实际上他在通过书法与艺术在陶冶自己的情性，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更进一步说在探索人生的真谛。当然，这是他在投入文艺创作一段时间之后，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追求。

   了解刘斯奋的人都知道，他之所以如此迷醉于文艺，与他自幼受到的熏陶有关。他出生于在一个颇有文学渊源的家庭，父亲刘逸生是著名的报人、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少年时期刘斯奋博览群书，爱好诗文，勤于写作，显示出非凡的文学天赋。他同时热爱绘画，1962年中学毕业，欲投考广州美术学院，因该年学院绘画系停止招生，乃转而投考中山大学中文系。1967年以优异成绩结束学业后，在文艺理论硏究和写作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除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获全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外，还发表过多部文艺史论学术著作。

   对刘斯奋来说，没有接受美术学院的教育也许是一憾事，但在艺术实践中他认识到，绘画的技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他幼年接触传统水墨画，对中国画的写意方法有所体会。１９６９年文革期间，25岁的他赴广东台山县烽火角农场围海造田，结识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郝嘉贤先生，师从他学习油画、水粉画一年，硏习西洋技法。刘斯奋从宣传画入手逐步走向自由体的人物画创作，画历史人物和现代人物。他的人物画结合西画的写实法与中国画的写意法，在注意人物大致造型结构的同时，关注人物的神情，并适当运用变形、夸张，以求神韵和笔墨趣味。由于他有书法的功底，他对笔线与墨色的运用是相当得心应手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各种人物与现象多有关注，并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加以捕捉，用生动的笔触将其呈现于画面，不乏幽默与诙谐。他笔下的山水、花鸟多出于自己的直接感受，画法不受传统程式的束缚与限制，相当随意与自由。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传统中国画经典作品是反复硏究过的，他懂得进入中国画之门的重要途径是“观”和“摹”。观是看，多多阅览；摹是临摹，临的方法有“实临”和“意临”两种。看来，因有敏锐观察和记忆、领会能力，他多用意临方法。他学习古人不局限于一家一派，而是注意广收博取，综合吸收。每当遇到技艺问题，他沉下心来认真阅读大师们的典范作品，与他们做心灵的沟通，在反复练习与实践中提高自己手头功夫。他还乐于与同行们交流，切磋技艺，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从中吸收营养。由于他有长期的生活阅历和丰厚的学养，又有很高的艺术悟性，作品自然传达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和流露出一种雅致的品格，受到画界和大众的赞赏。

   有人评论说，刘斯奋的中国画创作是“新文人画”，这不无道理。他首先是现代文人，绘画是他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要说明一点，“新文人画”一词被一些人用得太滥，一些随意涂鸦的画，常常被冠上这个名称。我想说，刘斯奋是一位严肃的新文人画家。严肃，是指他的创作态度，作画时心境则相当轻松、舒展，技法、技巧也随之不拘一格。他的画如流畅的抒情诗，沁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