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纸上江山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

与画展一同翩然起舞的，还有中国文化部从各地调来的二十几个剧种、几十个剧团和北京文艺团体，从9月21日到10月10日，献礼演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木偶等。

从这一年开始或者更早，52岁，且以“为祖国山水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已经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山水画是对祖国、对家乡的歌颂，——‘江山如此多娇’，中国人的‘江山’、‘河山’一词都是代表祖国的意思。”

“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即在个性中体现共性。“

“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看来这是一个既辩证又唯物主义的艺术哲学。然而，下面的很多事实，将会说明这个理论中，备受追捧的观点是如何不诚实。

清华大学教授王鲁湘曾说，“闭着眼睛所能清晰观想的李家山水，却又总是那么几个经典意境：杏花春雨、漓江胜景、峡江帆影、黄山烟云、井冈雄姿、幽谷鸣泉、万山红遍……由景而升华为境，就是‘采一炼十’的美学目标。”

如此美妙的人间仙境，如果说给健忘的国人、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疑既卖座又叫好，还不会触及任何现实暗礁和限制。但是，“当数百万人在一次饥荒中死去，我们就很难不去思考，有些极其罪恶的事正在发生。”

阿玛蒂亚·森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考”，就是本文“公共行为”的支点之一。

森所倡导的公共行为，包括国家活动和民众的社会行为。双方不仅合作，还有对抗。就个人而言，关注他人生活，帮助同胞渡过难关，就是积极参与公共行为。记者、党派、团体、艺术家、救济机构以及民间活动家，都是百年来经常冲在一线的群体。这是属于人的基本责任，以及来自共享人性的召唤。

“如此多娇”这座“纸上的江山”，带着幽谷、烟云、雄姿、杏花春雨等经典意境，分别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八大城市轮番展示。那么，1959年的中国江山到底如何？

人间家园

在北京，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年底，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

在武汉，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

4月底，老家人给湖北浠水中学学生杨继绳捎话回家。杨继绳当即请假，领取了停火三天的3斤大米。回到乡下，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仅隔两个月的光景，门前的榆树没有皮，地下的根也刨光了，没有狗叫，没有鸡跑。皮包骨的父亲，此刻已不能咽下杨继绳用带回的米熬制的粥。三天之后与世长辞。

在广州，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赵紫阳报告了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目前农村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在南京，全省从1月开始，邳县、新沂等地出现农民向邻省逃荒；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死亡，其中宝应死亡35391人，高淳饿死近2万人。

在上海，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提出“用杀人之心搞生产”，全县范围内发生捆绑吊打，乱斗乱关乱罚等现象，造成960人死亡。在兴修水利时，将全县农家9000多台织布机拆掉，连社员的门板窗、地板、板壁也要拆走，还挖掘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

四川省的饥饿，从1958年到1962年，历时四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人口死亡约在1000万左右，是全国连续四年人口负增长的唯一省份。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说：省委书记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在西安，大饥荒期间陕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8.7万人。之所以死亡人口少，人口学家曹树基认为，可能与近百年来陕、晋发生过饥荒有关，这些地区民间重视、珍惜粮食，成功化解了政府的高压。

在天津，市委1959年6月送上庐山会议的材料表明，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怀疑和指责。蓟县在1960-1962年间食物中毒2672人，死亡60人。武清县1960年4月食物中毒5252人，死亡40人。

1959年上述八大城市，至少有五个在为毛泽东修建别墅或宾馆。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含博物馆、宾馆、会堂等。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以《大跃进的产儿》为题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在21世纪，十大国庆工程仍被誉为“镌刻着共和国的气魄与胸怀”的“丰碑”。确实，这些金光四射的建筑目前依旧结实耐用，但在饥荒中与民争食的特征，还是被强制性地处于遗忘状态。

爱尔兰饥荒与画家

按民间传统，爱尔兰把荒年称为屠杀年

18世纪中期，爱尔兰一次饥荒导致约240万人死亡。爱尔兰民间传统，把饥饿的1741年称为屠杀年。英国国家社科院院士彼得·格雷评价说，“然而，这次灾难几乎已经被遗忘了，在该世纪末(指18世纪末——编者注)，饥荒没有被看作是政治范畴，而后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加速了这种遗忘。”

被马铃薯安全喂养了近百年的爱尔兰人，谁也没有料到，1845年9月，马铃薯霜霉真菌出现在东部，首先攻击叶和茎，接着攻击地下根块；一个月内蔓延到爱尔兰西部。

画家达尼埃尔·麦克唐纳，1847年绘制了油画《爱尔兰出现马铃薯霜霉毒病》。画面上夕阳正浓，一位中年农民目光呆滞、表情惊诧，裤腿挽露坐在一堆马铃薯旁，仿佛在追问：这外表好看的土豆怎么里面会腐烂了？目前此画收藏在都柏林大学。

当时植物学家作出“马铃薯灾害是爱尔兰潮湿的气候及夏天的湿度造成”的错误判断，1848年病害卷土重来，马铃薯的产量损失一半。

这次饥荒暴露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爱尔兰人死于饥饿时，大量粮食却被从爱尔兰出口到英格兰。在英格兰与爱尔兰漫长而频繁的历史纷争中，还从未出现过招致如此愤怒、使两国人民如此怨恨的事件。”

最近的研究表明，除去移民，爱尔兰饥荒中死去约110万人。这个数字接近曹树基计算的中国甘肃省1959－1961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抵制严重饥荒的公共行为，不是一个施舍或者仁慈的再分配——爱尔兰的画家，以自己的才华，通过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闯入每一个可以实施人道、批判、救济的角落。许多人在挨饿，一个人怎能独自在温泉别墅享受绘画——漠视他人生存现状的自私从来就不含美。

仅就《爱尔兰大饥荒》一书提供的资料，统计分析：

涉及的画种有黑白版画、彩色石版画、速写、漫画、水彩画、木雕和油画。数量约计120幅。

作品时间跨度，从灾害发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画报》，到1900年4月《自由爱尔兰》的封面。跨度为55年。

参与大饥荒创作、披露甚至报道的画家，在80－100名之间。

艺术家詹姆斯·马奥尼，1847年1月参观了斯基柏林地区，遂从2月20日开始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发表了大量速写和笔记，向公众展示饥荒的可怕：“任何羽毛笔、任何铅笔都无法描绘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这里我看到垂死者、活着的人，一个挨一个横陈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将他们隔开的只有他们褴褛的衣衫。”

他的速写展示这样的景象：在卡尔拉一对瘦骨嶙峋、破衣烂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经收走土豆的土地挖掘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窝孤独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尸体……

画家艾尔斯金·尼克尔，从1851年画出第一幅《爱尔兰一家在窝棚中的景象》水彩画开始，到1871年画出《爱尔兰移民抵达利物浦》，20余年连续关注饥荒相关生活，颂扬人性的尊严，谴责人性的堕落与地主、警察的残暴。他连续创作《车站中的爱尔兰移民》、《出发前》、《回国后》等四幅大画，描绘移民生存现状。

尚未找到移民途径的农民，受到地主驱逐。艾尔斯金·尼克尔绘制的《驱逐》，现藏爱尔兰国家画廊。画面1/3背景风起云涌，一束阳光从乌云缝里投射在刚离开被拆家园的一家七口人头顶上。过了8年，艾尔斯金·尼克尔又创作了《驱逐布告》，把地主、警察也一并拉入画面，更深刻地表现驱逐制度的残酷和血腥，把罪恶定格在历史中供后人批判和思索。

20年内执著创作9幅饥荒题材的巨幅画作，画家尼克尔的洞察力、人格魅力随着他天才的绘画才能，与坚持反饥荒社会行为的良善美德并行到今天。

还有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为了表达自己对他所处时代的贫穷和不公的愤懑，1849－1850，两年内创作出《爱尔兰大饥荒》系列作品四部，以艺术表现道德思想，“用线条和色彩的崇高去严肃地影响人的心灵”。

在人类的美德面前，艺术无禁区；但艺术也有禁区，就是绝不为专制或者邪恶歌唱。画家的职责仿佛就是和媒体配合监督政府、批判政府官员。

爱尔兰饥荒时期，画家心手不相欺，批判并寻找饥荒的原因，成就一种善，一种大美，实现对艺术伦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例如，饥荒初期《泰晤士画报》的版画《部长的梦》讽刺英国首相皮尔把爱尔兰的饥荒和积弊，归结为其社会落后；后来，漫画《播种计划》又讽刺新首相鲁塞尔通过移民和基建的“远水”，来解决饥荒的“近渴”。

这样的版画批评，促进了公众在饥荒中的自身的觉醒，以及对饥荒引发变革的理解。

从绘画内容来看，除上面提到的饥荒惨状、移民、饥荒引起的社会失衡外，还展现了宗教纷争、政局动荡、地主专横，以及政府腐败、救济不力、司法问题、驱逐制度、集会起事、造反失败、逃亡、死亡等，几乎涉及到饥荒的各个层面。

通过各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版画、漫画如同图片新闻，广泛引人关注；而稍后跟进的油画、水彩画、彩色石版画等，就像深度报道、专题研究，某些作品得以成为经典，进入大学、博物馆为大众观瞻。

爱尔兰画家们不仅自觉为饿殍招魂，而且为大饥荒留下更为形象的见证，为提升人类心灵潜在的高尚，画下不朽。

爱尔兰画家为大饥荒留下形象的见证。图为反映爱尔兰饥荒时期生活的画作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一百多万爱尔兰人死亡、两百多万流落异国的饥荒之后，爱尔兰人痛定思痛，掀起此起彼伏的独立和改革浪潮。爱尔兰1922年成为自由平等民主国家。此时，距离饥荒过去72年。

大饥荒中的中国画家

1959年1月，55岁的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关于党对画家创作事业的领导，傅抱石的文字姿态低到谦卑——“当领导同志为我们的创作反复推敲、又高兴又婉转地提出意见，特别指出某部分的缺点时候，真是令人激动又令人佩服。当我们经营某一主题，如《人民公社食堂》而遭遇困难无法解决的时候，领导同志既谦逊而又极其中肯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思路，解决了问题；又当我们紧张、愉快地完成了初稿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存在很多问题，而我们听到的却是鼓励，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去韶山写生，出版社安排本社编辑一名、省群艺馆长及本省画家一名陪同。路经湘潭，湘潭地委书记亲自前往宾馆看望，增派两名湘潭日报的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1959年比傅抱石小三岁的李可染有如下年度计划：(1)风景画，继续写生。内容为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人物画，素描练习、水墨、色彩。(3)外地写生，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3－5个月。(4)在颐和园写生1个月；长城5天；北京城1个月，地点北海、中山公园、文化宫、故宫、天坛、碧云寺、胡同、大街等。

春天，他前去桂林写生，创作了《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画。

王鲁湘几十年后评价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系统深入地外出写生……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知’，‘所想’，从最近处一排屋舍到最远处一排山影，多至26层，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象的桂林。”

返回北京后，李可染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创作国画《六盘山》。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主题，这张作品可以说是李可染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大跃进”后的李可染，绝不仅仅画“所见”，更要画“所知”，“所想”，宣传红色江山——“我们作山水画，就是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的省份(-10.06‰)；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

而桂林好像画家的天堂、诗人的梦乡。

诗人贺敬之，此时写下了极其著名的《桂林山水歌》；画家叶浅予创作了《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事实上，桂林的情况并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