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五旅南下1946年黎鲁

近日，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办的“世纪追梦——百年中国时代图典展”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驻足。展览中的作品不但聚集了近代中国艺术史上几代大家的经典，还有遴选自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历届全国美展、上海美术大展、上海美术进京展等参展作品，在历史与艺术、光荣与梦想的交相辉映下，引领着观众进行了一场“世纪追梦”之旅。

在这些参展作品中有一组作品尤为吸引笔者注意，这也是继中华艺术宫去年接受作者捐赠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展出了《毛泽东像——为纪念建党22周年》《欢迎五旅南下》《毛泽东“实践论”学习会议》《好八连精神》等共计12幅作品，涵盖了版画、水彩，还有珍贵的木板原版，而这些作品的作者是黎鲁，曾经的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今天提起这位老人的名字可能会让人觉得陌生，这也正是源于这位老人多年来的低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连环画事业的蓬勃正是得益于这位耄耋之年老人当年的默默耕耘。

黎鲁的版画、水彩作品亮相“百年中国时代图典展”

为抗战圆了自己的艺术梦

黎鲁，1921年出生于广东番禺一个革命之家，父亲曾被推选为“海关华员联合会”(海关俱乐部前身)的主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在父亲的同事王纪华等革命同志的影响下，他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而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的他本想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也是在王纪华的“要抗日不一定非要去延安”的点醒之下留在了上海，在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意气昂扬的他把发展党员当成了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每吸收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时，就像打了胜仗一样兴奋。

1941年，在党组织的认可下，他报考了新华艺专并被录取学习西洋画，从此绘画便成了他战斗的武器。一年学习期满，由于他的绘画技艺被吸收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没有齐全的绘画工具，一块木板、一把刻刀成了创作的所有装备。一幅《欢迎五旅南下》刊登于1946年7月上旬《建军报》，“华中军决定原新四军五旅南下支援淮南前线，七月五日这天军民在北门外齐集欢迎，我记下这一场景，因为恰好得到一块枣木板，尝试一下细致的刀法，却是呆板、滞腻。”看到这幅作品和作者的自述，为艺术家的谦虚、谨慎所感动。黎鲁一直都说自己在绘画方面很不出色，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在战争中真实生动的记录，已然超过了作品本身的技艺，这些作品更是抗战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黎鲁还曾经说起过一则故事，一次他去其他连队找一位同志，遇到了当时军区的一位干部何元庆，那位同志很是热心，除了告知黎鲁所找人的去向外，还特地让人炒了当时非常难得的蛋炒饭供他充饥。谁知就在第二天的一次转移中，何元庆就被流弹击中身亡了。性情中人的艺术家当即用刻刀画下他的画像，作为萍水相逢的祭奠。鲁迅曾说过，要把刻刀当作投向敌人的匕首武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来自年代相隔并不遥远的战争中的作品，无不源自于艺术家不畏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各个战场，才能记录下的情景。如那幅《愤怒》正是反应在大规模内战中，1946年7月起，美制蒋机向宁静的农村轮番扫射，每天从清晨到日落毫不止息的场景，那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北及淮南的开始。艺术青年用自己的生命记录着战场上发生的一切和军民之间鱼水般的情谊。

黎鲁的版画、水彩作品亮相“百年中国时代图典展”

追梦过程中的革命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黎鲁积极投身党的文化战线。先后在华东人民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主持连环画工作。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连环画由于其形式贴近大众，成为了党和政府进行宣传的工具，题材上也几乎是反应现实生活的。他响应当时胡乔木提出的连环画要多搞些古典东西的号召，身体力行主持编创了六十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题材的连环画。其中，就《三国演义》而言，可能是1949年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套连环画。

据著名画家汪观清回忆，自己当时还是20出头的年轻人，就是想学习绘画，在被吸收到新美术出版社后，4年的学习创作为自己今后的绘画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黎鲁，他身为领导却和这些青年一起写生，遇到难题了会请当时社会上德高望重的老画家、老艺术家来给大家上课，如解剖不会就请来张充仁，素描不行就请陈盛铎。且当这些年轻人创作的作品受到冲击、受到批评时，他又站出来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黎鲁在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眼中是老上级，也是亲密的“连坛战友”。其1952年到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工作，也得益于黎鲁的边学习、边创作的学习班，在此期间系统学习了素描解剖和透视技法，并从陈老莲、任伯年、顾炳鑫等古代和当代画家那里受到启发，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说来凑巧，此次展览中黎鲁作品旁展出的《山乡巨变》就是贺友直连环画创作中的一个飞跃和转折点。黎鲁曾在1958年和贺友直一同下乡劳动，当时黎鲁依据农村生活感受，写了几首小诗，并在1959年国庆墙报专刊上贴出来，而贺友直为向他示意，还特意背诵出具有小趣味的一个诗句，开他的玩笑。在黎鲁主持编创《三国演义》期间，贺友直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每天遇到总会提出愿意帮助黎鲁在画上出些点子。1987年朵云轩举办职工画展，贺友直还特地跑到黎鲁家中告知展览中看到了他的作品。正是这些看似朴素却真诚的点点滴滴的交往，使两人的友谊保持至今。

吕蒙则是黎鲁的老上级、老领导。在版画创作上，黎鲁受到他的《铁佛寺》影响，由此开始了木刻创作，并对他推崇备至，这从其《仿铁佛寺》作品上可以看出端倪。黎鲁在上世纪40年代初到敌后根据地，从墙壁上突然看见一幅抗日宣传画，笔力粗犷，署名吕蒙。后来又通过杨中流，方才正式结识吕蒙本人。黎鲁曾收藏了《铁佛寺》原书，每次战斗行军总是背在挎包中。而两人正式见面是在1945年7月，因其自己常接到画领袖像的任务，向吕蒙请教调色法。而几个月后黎鲁调入淮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成为在吕蒙领导下的一名科员，自此两人开始了亦师亦友的连环画创作生涯。1986年5月黎鲁画展开幕，吕蒙拄着拐杖依旧亲临现场。在病重入院后，吕蒙听说黎鲁的骑游写生，还说要看黎鲁的画，并用中风后颤抖的手拿起毛笔左手大书“可敬可佩”。

骑游华夏大地的圆梦之旅

离休后，黎鲁始终无法割舍对绘画的热爱，在组织上同意他离休的第二天就骑着上世纪50年代的“永久牌老爷车”开始了12次的骑游中国之旅，途径20个省区市，450个县。所到之处留下了游记、水彩写生无数。他先是出版了几十万字的老缺游记《八山十七水》，接着《速写15省——黎鲁单骑千里写生记》《连坛回首录》《黎鲁作品集》等几部新著相继问世。

黎鲁自名老缺，“是因为天资愚钝、缺少浪漫、缺少感情，缺少艺术细胞，故名老缺。人贵自知，我再三言明，绝非攀龙附凤，《老残游记》写酷吏，《徐霞客游记》考地壳，我老缺倒是个实实在在的游客，在山水中求知求美”。很多事只有经历过，才能体会个中滋味。长途跋涉，为了精简行囊，只带一头粗一头细的硬笔，带上颜料、调色盒、水瓶、画板、画纸，放在不宜过重的小包里，挂在车把前头，以备随时停下作画。从南京骑到太行山，一个月整整画了52幅。其它东西能不带就不带，有时跨两个季节，替换衣服就在当地买。老先生动情的回忆道，“你知道，仰天观地，大自然在给你无穷乐趣的同时，也给你甘与苦，享受这甘苦，此乃我最大的乐趣！骑游是我的夙愿，也是一种快慰。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不仅收在我的眼底，印在我的脑海，也亲切地融入了我的画笔中。生机盎然，这在画室里是无法获得的”。黎鲁事先研究《徐霞客游记》《水经注》等地理著作，祖国的山川河流了然于胸，画面上往往还结合自己战争年代的印记，使这些写生今天看来尤为质朴感人。

此外，上海的变化也在老人的眼中，一本《自行车速写上海》讲述着这位九旬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骑游上海的故事。从这些写生作品中不难看出上海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创作于1980年的《延安西路古北路口的水潭》，画面色彩沉静，浓密的绿荫、潭水开阔颇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联想，而谁又能将此与今日已是高档住宅小区林立、车水马龙的古北地区相联系？这些作品饱含着老艺术家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于这个城市的热爱。艺术家笔下一个个街角、一条条河道、一片片草木，已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标。去年黎鲁受邀在上海徐汇艺术馆举办了“时间的手札”作品展，在自己多年骑行上海的写生作品中遴选了与徐汇有关的一一展出，一幅徐汇地图上满是老人骑游的足迹，引起了不小轰动。

写到这里，想起之前去老人家拜访时，零下5度的冬天，老人的书房在朝北房间却并不开暖气，下午的采访加拍摄，一盏日光灯直到天黑得完全看不清人脸才打开，以至于采访后半部分老人的脸都是模糊的。就是这样一位平凡却不普通的老人，用他90多年的生命历程，记载了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了厚重的艺术财富，展现了一位老人与他的画友们的世纪追梦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