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全球化进程越来越紧密，在早期海归、海外华人艺术家的时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之后，今天，拥有“海归”身份或常态化游走中外生活的中青年艺术工作者群体，又来到了我们面前，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从过去“公派”、“桥梁角色”或硬性的国际交流使者，到现在成为一个十分私人化的行为，“海归”艺术(家)身份在今后将会对中国乃至国际艺术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们的定位和内涵是否正在发生着改变？

朱青生：身份无足轻重，“改变”举足轻重

曾于1990-1995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后归国从事艺术史工作的北大历史系教授、汉画研究所所长朱青生表示，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是国际的当代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这其中“海归”艺术带给中国的影响不小，但中国仍会长期处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交织、对立、融合和共生的状态。朱青生曾在留学德国毕业一周后便束装回国。在他看来，今天的“本土”和“海归”已经在互联网冲击下没什么本质区别，至多那就是使用多种语言工作上的区别。而为了扩大掌握知识和思想的广度，转化各种外语所承载的知识成为母语知识，这应该是全民族长期努力的结果，也应该是国家行为；我们不再需要像当年“救亡图存”的时候那样去“留学”，中华民族已经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我们无须“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是要“为无名高地增高一米”。我们现阶段和未来的十年应该开始关心整个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理想，不再拘泥于狭义的民族主义范畴，在艺术和艺术史方面尽量做出一些新的贡献，开拓一些新的领域，积极的参与到国际艺术进程的发展变化中来。

比如说，2016年将在北京召开的、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办的“世界艺术史大会”，因为中国的参与和建议，使《国际艺术史学会章程》经过修订，把这个从1873年以来四年一次的世界各国共同参加的“艺术史大会”与每年不定期的各种国际间的“国际艺术史会议”(InternationalColloquia)相区别，英文名改称为“WorldCongressofArtHistory”。由此可见，我们在未来不仅要在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阶段性贡献，还要在与中国不直接相关、但与人类整体文明相关的所有问题上开始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的年轻一代深刻地去研究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同时研究非洲、拉丁美洲、朝鲜、印度和日本，甚至研究所有古老而已经近乎消失的文明，对之做出评价和思考，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走个形式”、蜻蜓点水。所以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也比过去更为高级的所谓“国际交流”环境；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带回来”，也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定义。“海归”或“本土”亦不会向过去那样被界限清晰的割裂开来。

顾振清：“海归”之路将更难，更长，更丰富

为丰富视角，我们还邀请到了拥有完全本土化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当代艺术行业独立策展人顾振清来表达对“海归”的看法。相比朱青生教授较为宏观和对于整体环境的考量，顾振清则更加注重具体到海归艺术工作者的个体发展情况。

更为早期情况的姑且不谈，根据顾振清的个人回忆，在2000-2005年时，很多海归艺术家一回国，就将手头一直执事的经典艺术或现代艺术，马上转化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语境的创作，人们看了不仅十分新鲜，也对这些“新鲜血液”充满了期待。所以，那时海归们的回国发展之路显得顺风顺水，无论在市场还是学术上都有着不俗的表现。但经过又一个十年的发展，金融危机、当代艺术的动荡接踵而来，再加之随着人们掌握国际一手信息的渠道和能力越来越强大，到2010年以后，年轻一代的海归艺术家想在国内获得快速成功已经越来越难。而他们的组成部分也主要以留学生为代表。顾振清表示，这些艺术家虽然拥有可观的国际视野或与国际结接轨较为紧密的职业习惯与资源，但此时国内当代艺术中较之过去已基本形成了各个层面的游戏规则，且山头林立，所以他们经常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且需要度过较为漫长的磨合期，这无疑给他们在与八大美院和一些长期在中国，土生土长且熟悉地面情况的本土艺术家竞争中带来了极大的劣势：“就是丢在人堆儿里一秒钟就找不到了，海归回来还是需要重新打工…但我不否认他们其实是相对独立、且会给其他人带来一定影响的个体，只是接地气还需要时间。”顾振清如是说。

不过，作为专职策展人，顾振清也同时表示，从2010年到2014年，海归策展人的势力则相对强大；而具体到他个人的工作中，也是“实用主义”当家：“从我策展考虑看，我可能更希望我的队伍里本土和海归各占一半、长短互补”。

“海归”、“本土”伯仲难分，整个行业成最大赢家？

有竞争、有变革、有异议，才能有发展，如果说一个行业从成立之初到最后都风平浪静，毫无波澜，人们早早的达成了共识，那么，即使这个行业不消亡，也将会是一潭死水，历久弥臭。今天，当我们不再仅仅以地域的差别，生硬、刻板的归类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差异，我们便获得了以容纳的态度，更细致、精密的发现和解读一些我们过去从未真正认识的事物；同样，当我们不再仅仅以“身份归属”来界定当代艺术种类，我们才能更好的知道每个阶段的“当务之急”，才不至于走进“刻舟求剑”的误区；“海归”或“本土”艺术在今后的中国到底是何走向、孰优孰劣，也许我们不能下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国内更加“宽松”、包容和多元的氛围下，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当代艺术，或许将不再是一个错综复杂，无章可循的“大锅烩”，而是一个不同角色共同存在、体量更加强大且有序的“满汉全席”。但愿，我们都能在席上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