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渊/文

从现象上看，当代架上绘画是以丧失内在的精致、细微而堕入到艺术“策略”之中的。这些架上作品除了会被泛化成视觉图像的形式和内容以外，更会自我消亡在观念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美术史家干脆回避了对具体绘画精致、细腻的所有认定，一概贬斥为古典绘画，并认为这种讨论是“历史”的、非“现代性”的退步。事实上，如果绘画不消亡的话，也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必须讨论精致——即精致的开敞和可能性。假如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齐白石与黄宾虹在花鸟画上展示了多么开放的精致和细腻。

中国绘画传统之道理是相关于人的道理的传统，也是相关于精致的传统。这不仅是由几个不同派系文人绘制的绘画所组成的，也并非空泛的体现了什么社会变迁、时代精神；更非用“现代性”“全球化”等西洋字眼蒙混过关的。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人作为主体古已有之，并且前提条件很高。绝不是因为你可以视、听、言、动、有欲望和本能，你能够获取万物为自己所用，就可以是当然的主体。早在《尚书·洪范》中就开始讲“建中立极”；孔子的“仁、礼”；孟子千言万语讲的是“四端之心”“性本善”；王明阳的“致良知”等等，就是劝导如下的道理：人只有实现最高意义(道、德)的自觉输入，这种意义作为一种超个体的本质的存在，经由个体的自我内在的认同，并在我们内心把它建立起来，这种自我建立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主体，这样的人才是与万物区别开来的本质存在。这与西方思想中现代性来源于去建构主体的路径大相径庭，主体并非生来既有，而是一个需要向终极修炼、完满的——过程。

一个中国式的主体不是寻求外在的超越，而是躬行自身的限度，并由此格物致知，自觉地完成最高价值的输入，还原我之为我的主体过程。在画家身上主体建构最高的意义存在，是通过人(主体)与绘制的同一性来完成的，既在知(思想)行(行为)合一之处来完成的。故而，中国绘画的传统是一个构建主体知行合一的历史过程。所以，传统画论都讲人物品藻，而不是形式、内容的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讲三不朽，讲躬身力行，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逻辑、数学和几何身上。

知行合一的身体力行，简单地说，是运用身体来修炼的过程。画家不是在绘制“新型”的图案(事实上，在绘画之中同形式内容的绘画其所包含的意义绝不会相同；就好像音乐的同一首曲子的每一次演奏一样)。当场生成并能躬身自问的东西，就是中国绘画最原发性的来源，这不是观念艺术把人与心分离后强调“观念”噱头，也不是不加节制与规训的欲望本能所直接分泌出来的“黏着物”。这是知行合一的中国“主体”在躬身自反修炼以后所塑造的、堂堂正正的主体人格所产生出来的知行合一的身体的行为姿态。

所以，中国画家是有道统的。他们一定不是凭借单方面挖掘个体内里的“潜能”所能涵盖了的人，而是内在和外在共同结构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也不是所谓的现代主义所能代表了的，他必然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中国式的人的画家，这一点毫无疑问——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只要有中国就有中国画家的道统。(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导，公共空间艺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