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和写意精神上回望百年中国画坛，有三座奇峰：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关良，字良公。1900年12月30日生于广东番禺，与20世纪同龄，是百年中国画坛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

中西艺术百年碰撞，关良是中国水墨开风气之先的大师。他回归中国传统艺术重新提炼东方写意美学，他以京剧的手法画画，故画有动感、乐感；以国画写意手法画戏，故画能传神，扣人心弦。“寥寥几笔，虎步鹰蹦，呼之欲出，如闻大钧”。他把“写意传神”发挥到极致，终成“水墨戏画”开山鼻祖。

气韵生动弥入味，风姿各异皆传神。关良亦是最早将西方绘画艺术介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他赴日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在高更的庄严肃穆、梵高的色彩夸张、马蒂斯的单纯美的影响下，最终寻得自己的绘画走向。关良的艺术，稚拙、单纯，使人感到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他拥有一颗孩子般感受、表达艺术的心，让他的艺术充满灵性与个性。他热爱音乐、痴迷戏剧，全部身心融于绘画，开启了一条中国现代水墨之路。以至于画坛后辈皆叹：“良公，妙笔也！”

留学寻梦

从西画学徒到“关良墨趣”

关良一生致力于戏墨人物画和油画创作，以其画风质朴、简拙称誉画坛。但相比于20世纪诸多美术大师，关良一度不被理解甚至遭受冷遇。

在关良近60年的绘画生涯中，他的现代水墨之路，最早萌发于他对西方表现主义油画的玩味琢磨。

1917年，17岁的关良赴日留学，师从藤岛武二学画，系统全面地学习西画艺术的理论与技法，在不到6张席子大的居室里训练用的画稿可堆起2尺厚之高。期间，他对梵高、塞尚、马蒂斯由衷热爱，在吸收了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风格后，开始取其精华为创作“中国式”油画探索，希冀以此打通中西方文化隔阂。

1921年关良回国，之后加入了当时前卫艺术青年聚集的“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1924年春，他与陈抱一、许敦谷举办画展，参展的30多件写实主义油画作品颇受关注，关良开始思考“对外来艺术的吸收、融化之后，如何将它作为本民族的表现手法”。

这个崭新的画展，“超越了当时一般人的审美能力，冲出了传统的审美观念”，“画人之不欲画，画人之不敢画”，作品一露面即与传统的文人画拉开了极大的距离，在当时洋画界中呈现了一种“新姿态”。关良逐渐寻觅到一条现代主义绘画之路：他开始挖掘西方表现主义的绘画趣味与东方写意美学之间的微妙关联。

归国后的关良出入上海、南京、广州的各个私立美术学校担任美术教师。关良“看似幼稚而实际上趣味无穷”的作品不但给当时的学生留下了好感，连时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的刘海粟也颇感兴趣，一度将其引入上海美专担任教师。

1926年，关良应胡根天邀请南下任教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在国画和西洋画激荡碰撞下的广州，“市美”是西洋画的重要阵地，关良成为当时引西洋画入中国的前卫画家之一。在1921年的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中，关良的一幅风景油画引人关注，画面颇具后现代野兽主义的画风，近郊的马路、一支歪斜的电线杆、一辆汽车，全然沉浸在郊外的黄昏之中，传递着静寂与一股莫名的热情。关良找到了一种直接传递绘画精神的技法，给画面注入了跃动的生命力。

青年时代的关良有着这样的艺术信条：“一个画家不单要认识时代，了解时代，同时还要超过时代，那时才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不是平平无奇。”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关良就意识到从日本学习西洋画有潜在的危险：“为什么中国油画在国际画坛上毫无地位？是我们的油画还没有创新？没有画出民族风格？”正因为如此，关良在其后一生的创作中都在探索中国画创新和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以求“我们的油画有民族独特的风格”。

戏墨结缘

学戏曲深悟写意精髓

上世纪20年代以后，在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关良开始回归传统。他频繁地参观国画展览、临摹明清大家作品、欣赏名家收藏。继在日本学习油画、音乐之后，他想再苦拼若干年，在国画笔墨表现力与鉴赏力方面有所拓展，攀登第三次求知高峰。

从西方表现主义到东方写意水墨，关良所跨越的是一座看不见的鸿沟。他在练笔前常常思考，中国人善于用线，从平面中找到“写意艺术”，而西方人重明暗、体积、空间，这是由不同的历史气质、审美传统所形成。与其“生硬结合，互相贬低”，不如“彼此适应吸收又保存个性为好”。

关良不仅在画室琢磨，他还与沈雁冰、郭沫若、茅盾等诸多文坛大家交往，在国画与文学的双重推衍下，他最终发现了新的契机——戏曲，为他通往“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艺术境界打开了一扇天窗。

为体味戏剧之美，关良亲自学戏，从“锣鼓经”学起，不仅练京胡，唱、做、念、打一并学来，学完《捉放曹》再来《击鼓骂曹》……此后，无论在“上海美专”还是重庆“国立艺专”，凡到年末岁的师生“同乐会”，关良总能应声上场，“黄钟大吕”地来上一出。

“京戏里看、瞟、盯、瞧、观、见、捎、拐……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合，看人看物，都有不同的分寸、不同的意思。”这对关良画戏曲人物时如何“点睛”传神帮助颇大。据说，关良每次画画，都是等画全部画完后才画眼睛的，是名副其实的“点睛之笔”。

关良在学戏的过程中领略了传统戏剧演绎的高超境界——没有火气，意到笔不到。这些老戏迷所推崇的“炉火纯青”的境界，让关良体会到传统艺术中不可言传之意境神韵，他开始尝试将这种写意之美表现在绘画中。

梅兰芳写过一篇《漫谈戏曲画》，其中有一段话专论关良：“他(关良)的画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国画的优良传统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南派武生泰斗”盖叫天对关良的水墨戏曲人物画更加赞不绝口。在他看来，画戏的还没有一个人像关良这么“懂行”的，他常说，“关先生的画是活的，看上去很神。”两人之间“蹦、登、仓”的“典故”更是流传甚广。盖叫天演武松，不论“打店”还是“打虎”拍出来的照片往往是一个“亮相”——锣鼓点子敲定了，照相也照好了，架子是好看，就是“呆乎乎”。关良则不同，他选取戏中人物最传神的动作表情入画，画武松他不等‘蹦、登、仓’落定，而是在'“蹦、登”还没有“仓”的时候就画下来了，所以看上去，这个“武二郎”很活，“在纸上还动着呢！”

中国人常说，“戏者，戏也”，相对于外国戏剧，中国戏剧的虚拟、夸张达到了一种极致，“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堪称世界之最。关良深谙中国画和传统戏曲“写意”精髓，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色彩观结合得严丝合缝，强调“用十笔画的为用五笔画”，“使形更简练、更醒目、更舒展”，对比林风眠的戏曲人物画，更加疏落简率，于率真自由中传递出东方写意独一无二的趣味。

冶游寻乐

保持朝气以艺术为第一生命

“生活有趣，艺术就有趣；生活多彩，艺术也多彩。”是关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朋友去关良家，往往不谈艺术，反倒聊起生活，比如谈谈“怎么养热带鱼”，甚至“怎么做鱼缸”。

不取其貌，单看关良的画，便可认定他是一位平和从容、有些幽默，也很有教养的人。天性乐观的他总能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兴趣，不喜狂、也不悲愤，世界的纷乱和庞杂在他那里都被“戏”化了，同时，一切又是审慎和克制的。这从关良的性情为人、人生抉择中可见一斑。

早前出国留学时，父亲让关良学习应用化学，可在报考之前他却改变主意，改考“好玩”的美术专业。即便生活拮据、学业繁重，又饱受思乡之苦，但关良对自己说，“要一生保持朝气以艺术为第一生命”，才不辜负艰辛岁月。在日本学画不久，他又迷上了小提琴，在友人介绍下每日步行3公里去学琴，坚持黎明到校前拉1小时，热情不亚于学画。在日本的5年，除了学画，关良一丝不苟地拉完了霍曼的全部练习曲，除了拉“霍曼”，他喜爱的便是萨拉沙蒂和他的《流浪者之歌》。“萨拉沙蒂活在我的作品里。”有心人会从关良的画作中发现萨拉沙蒂，会发现这位伟大作曲家不朽的灵魂。

从上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关良先后任教于上海美专、上海艺术师范、上海艺术大学、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等艺术院校，从事艺术教育事业和艺术创作长达60年。但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教书还是画画大都是在不安定的生活中度过，几乎总是挣扎在“解聘”和失业的边缘线，但心系艺术的他总能淡然处之、自得其乐。

1926年，关良一腔热血追随郭沫若戎装北伐。他随从大部队冒着烈日酷暑越过大岭，脚都磨出了水泡，但忍痛坚持从不掉队。每到一地，他即在墙上刷大标语，作粗笔头宣传画，还带领大家搭戏台，用演讲、相声、快板、花鼓戏等短小节目鼓舞士气，宣传革命。抗战期间，他取道香港、滇越公路，奔赴大后方任教，辗转于西南。好不容易在1942年秋在内地举办了一个画展，但他卖画之后跑去壮游大西北，他不以为苦，反认为这是“整个艺术生涯中一段宝贵难忘的经历”。

在友人眼中，关良性格开朗，看起来不爱讲话，但谈到京戏就可以一个劲儿谈一天。他喜欢拉小提琴，而且拉得好，他爱唱京戏，可是不大声。关良的艺术，是稚拙的、单纯的，使人感到洋溢着孩子般的纯真。他拥有一颗孩子般感受、表达艺术的心，钟爱的一把小提琴在上海被日本兵摔碎了，他就开始玩二胡。有时候，吃过晚饭就开始拉二胡，一直到睡觉。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纯粹的艺术家，结缘艺术以后就再也没有丢下过画笔。

“他每天度着放浪冶游的生活。”著名画家倪贻德曾这样回忆关良。关良的艺术和生活早就浑然一体了，关良强调生命的画面必须“动之以情”，甚至情到深处也可“得意忘形”。关良还有一诙谐比喻，将“初尝亲吻时飘飘欲仙的一种感觉”直接表现在画面上，就能“收到超越了视觉真实性的效果”。在看似“不熟练”、生拙的造型笔墨中，往往透着他对生命的内省。艺术中的关良，饱含一颗赤子之心，没有矫饰、虚伪和华丽，一切都指向了“真”。

艺术良心

时代“流浪者”终成大师

作为百年中国画坛最具艺术个性的一位大师，读懂关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6年，国画大师李苦禅带学生观看关良画展时，学生们纷纷疑问关良为何不能把人物画得“规矩”些？对此，李苦禅解释道：“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即求传神不求形似之意。也许是造型的“稚拙”，许多人并未能理解其中蕴藏的极其深邃的艺术世界。关良在自己作品上使用的印章和署名多是“番禺关良”，足见他对故土感情极深，可惜这位大艺术家由于长期在外游学，人们反而对他不甚了解，以至淡忘。

上世纪60、70年代，一位德国工程师到武汉钢铁厂参加援助工作时，还不忘在工余寻找关良作品和其踪迹。因为关良在1957年曾经和李可染一起访德办画展，德国民众对关良作品的热爱出乎了很多人预料，莱比锡一家出版社还出版过关良的水墨人物画集，这是德国出版的除齐白石之外的第二位中国艺术家画集，就连日本也有许多关于关良的研究著作，但国内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鲜有人研究他。

经历数十年的冷落，关良对艺术的赤诚从未消弥。在《关良回忆录》中，他曾口述道：“解放后，文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我的画褒贬不一，有的还持否定态度。”有人说他的画“如同儿戏”，“再加上国外的报刊颇多的介绍，更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反感”。但一心“为艺术而艺术”的关良对于自己的艺术总无比自信。

关良擅长画水墨戏剧人物，笔下的武松尤为有名。寥寥数笔即达至“一笔不能多，一笔不能少”，作品也最具戏味，如《醉打蒋门神》一作，将单纯的打斗动作提炼为倾吐角色内心活动的特殊肢体语言，身心俱到、举手抬足，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齐白石对关良的戏剧人物画格外推崇，早在关良在西南国立艺专任教时曾得见他一本人物册页，看后大呼“很想见见他”，并自告奋勇在画册扉页上题写了“关良墨趣”四字。

“文革”中，关良经受“耳闻锣鼓声，胆颤又心惊”之痛，他把数以百计的画浸在洗衣盆里以求家人不受牵连，一度发誓不再创作，几十年创作心血毁于一旦。在粉碎“四人帮”后，他一连画了十多幅《金猴奋起千钧棒》抒发心中快意，“火眼金睛辨是非，棒扫尘世万里埃”，让“孙悟空”成了他后期创作中最鲜明的艺术符号。

1976年至1986年，是关良一生中最后的10年，也是他一生艺术生涯中重现光辉的10年。1981年，耄耋之年的关良在香港举办《关良油画水墨画展》，在香江掀起一股“关良热”，香港街头到处张贴着印有他半身像的画展海报，连老朋友林风眠也翩然而至。

1986年，关良因患末期肺癌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离世前他还表示自己有很多艺术创作的新设想。他想再画一批油画，又想再画一批水墨戏曲人物画，还想另画一批融西方绘画情趣于中国画的水墨淡彩静物画……朋友每次去看他，都觉得他似乎都有一种紧迫的心情，但由于疾病渐渐缠身，老是无法完成。

艺术贵乎独创。千百年来，戏子被视为“下九流”，以舞台戏剧作为绘画素材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但关良敢于打破前人禁忌，开宗立派，成现代戏墨人物的一代宗师。他痴迷艺术，忘乎其他，犹如一个时代的“流浪汉”，将自己的一生寄情于艺术，融化于笔端。他笔下的戏墨人物、灵动油彩，好像他所钟爱的萨拉沙蒂的那曲《流浪者之歌》，明快流畅，透着淡淡的哀愁与永不枯竭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