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文的结构，有许多常人意想不到的奇特之处，不管它原初是妙手偶得，还是匠心独运，有了这样的奇字，我们自然是眼前一亮，会心一笑。照抄，没有限制，如此却丧失了自己的能动，也不免为古人所讥诮，暴露出了我们的无能。对于需要利用的字，应该是更上一层楼，在古人的基础之上，更竭尽自己的才思，使文字构形多了一层个人的主体审美思想，千年之后与古人的风神相埒。

　　艺术需要规律，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艺术更害怕规律，循规蹈矩就背离了艺术的本真。走规律与非规律之间的路，向哪边靠得多一些，度的问题是艺术家把握的标尺。在陶文创作中，我在字法上尽力向非规律性这边靠，但避免一边倒。因为书法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门十分成熟的艺术，诸体皆备已千年有余，风格流变更是层楼重上，完全背离规律就成了胡作非为，秉持了规律，但使规律隐没了起来，实际上还是受规律的支使。王羲之在结体上往往是简单字写大，繁复的字写小，这也不是一个铁律，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我在陶文结体中很多时候把繁体字写大，使其更见其大，简单字写小，让其自身感到其小。一些偏旁部首根据事理物理再行加以调整，如“林”字的书写，陶文里往往是二木同致，我把它变成了二木异曲，一个木根部变小，一个木根部变大，变大变小皆合物理，并且两个木在重新组合中不平铺直叙，而是选择了险势，增加审美内涵。像“華”字。主要采用流线型的笔画，下垂的花添加了好多个，一个树上到底开多少花，不仅仅是三五个，增加几个装饰成分也不妨辨识，由于下垂之花的增加，使这个花字分外地修长。真有繁花一树之感。徐谷甫的《古陶字汇》收“匋”字一百零六个、收“万”字六十六个，数量已经够多了，这仅仅是陶文的一个数量，只是中国古文字“匋”和“万”字的部分，在其他古文字中这两个字又有了丰富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变化的无穷尽，当我们使用这两个古陶文时，又必须赋予变化，随着创作的积累又可形成一个变化的系列。所以对古陶文文字结构的再创作是书家的天职。

　　陶文的章法，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这个创作的处女地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依赖陶文已有的章法形式。因为这种依赖是有局限性的，长篇巨制就那么两种，陶诏虽然有不少的数量，章法的变化也是那么几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以中国书法的积淀为基础，更需要跨越式的发展，使陶文书法章法后来居上，更胜一筹。我们可以利用甲骨的章法形式，可以利用金文的章法，也可以用简牍的章法形式。陶文的精神内涵是自由开放，率真天然，那么我们用汉碑、唐碑的章法形式，就像给一个地道的农民戴上乌纱一样，官化了，和他的内在又产生了矛盾。时代应该呼唤陶文在章法上有超迈古今的形式出现，大大丰富和扩展陶文的章法形式，由此来冲击中国书法的章法程式，增加无限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