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良

　　如果没有1954年李可染、张仃、罗铭的江南水墨写生，那么今天中国画的色彩必定会黯然很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可染同时收到了来自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的两份聘书。考虑到北平城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故宫的收藏，而且自己最为敬佩的两位国画大师齐白石、黄宾虹都在这里，于是李可染决定接受徐悲鸿的邀请，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职并迁居北京。李可染原以为自己来到北京后可以安心、顺利地深探中国书画艺术之堂奥，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数年后中国画的命运便面临着一场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股否定、取消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开始盛行。社会上，中国画的市场消费群体被视为封建残余打倒消灭了，画商、画铺只能改行歇业，以卖画为生的中国画家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李可染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1949年国立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1950年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保守”的中国画也因无法反映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而被取消，而他只能凭借着早年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的西画基础，在绘画系教起了水彩课。而齐门“二李”的另一位李苦禅更是境遇不佳，只能去学校的传达室看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