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组画（十二）》纸本设色48×43cm1984年

赴西藏

效仿高更去别处寻找艺术

李津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藏对其艺术的巨大影响，当记者再次提及这个地名时，他脱口而出，“不去西藏就不会有今天的李津”。

1983年毕业留校后，李津申请援藏。当时迫切赴藏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当时特别崇拜高更，而他远离艺术中心巴黎去遥远的塔希提岛寻求艺术的经历，特别感染我；另一方面是我的艺术也陷入了困境，那种按照统一教学大纲的模式，让我觉得很压抑”。

1984年，李津如愿成行，在西藏大学艺术系讲学一年。到了那儿后，他发现“那种完全不同的风情，不做形式上的探索，直接描绘都会很感人”。

到了西藏之后，李津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完全被打开了，在那儿画画没人会提醒你要注意笔墨、注意皴擦点染，我放弃了很多学院里所谓的传承，只是把毛笔和墨当成是我更熟悉的一种材料，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感知到的世界，更见我本性的东西”。

一年后，李津带回了很多表现性的作品，他用这批画进入了85新潮美术这个局。“现在看当时的作品感觉很强烈，压缩好多语言，很单纯”。

创作

私欲能入画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李津按照严格的学院体系走下来，不过，最后他却走上了一条“颠覆传统”的路子。将曾经不能入画的那些个人私欲，如各种热气腾腾的肉类、没什么美感的人体毫无掩饰地铺陈在宣纸上。而直接刺激他步入“活色生香”世界的则是繁华都市中的市井生活。

从西藏回来后，他跑到了南京，周遭环境的变化再一次改变了李津的创作，他不再画藏北的牦牛，而是改画江南淑女。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李津回到了北京，过上了胡同生活，正是胡同生活的世俗性，让李津感到了生机勃勃。

回忆绘画上的转变，李津说，他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从主流绘画变成了小情、小趣、小我，把自己一些基本的私欲当成是一种创作的主题来张扬，“就好像是炫耀你吃的那顿饭吃得怎样一样，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能拿出来说吗？我的意义就在这儿”。

在今天看来，这种描绘个人基本欲望的绘画已经有些常见了，但在那个年代是禁忌，自古以来没人这么玩，“这种玩法相当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