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发展到19世纪末，正准备为不断的自由、进步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两次世界大战。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工业化的、理性的、逻辑的方式，以各种主义的名义，空前的大规模残杀同类，从1939年到1945年，死伤9000万人，20亿人被圈入其中。按西方的发展逻辑，在有原子弹的今天，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就是赫斯特的骷髅艺术所预言的：人类文明就是骷髅加钻石——昂贵的死亡。佩吉的个人生活及其情感经历都差不多契合了西方上述历史的苦难过程，比如她的离婚，对个人来说，这就是两个人的战争。她痛失自己的孩子。她为收藏艺术不管是与艺术家在床上争吵还是不顾危险，在二战期间把收藏的欧洲艺术品运回美国，无疑都是个人追求自由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与历史的情感与脚步高度契合。这样的契合使她追求自我，表达自我，就是时代最强音。因此她成为收藏界的时代英雄，引领时代潮流，抒写艺术史。这些事其实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侧面。

如果佩吉是草根出身，当然也不行。如果她是艺术外行，更不行。因为她的出身、社会影响力及财力，包括她的艺术修养及独特的个人情趣、经历和审美，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抽象表现主义可以在西方美术史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佩吉发现的那个油工波洛克可以成为20世纪抽象表现主义大师。

如果我们按照自由、突破、创新、追求新奇，在苦难和完全不确定的未来中寻求安慰和建立新的审美标准，我们会选择或发现什么样的新艺术形式呢？只有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正如巴尼特·纽曼所说：“1940年我们其中几个人觉醒了，发现艺术没有出路，进入了毫无希望的状态，绘画艺术业已经消亡。这种觉醒就如同革命中的激情，唤起了从零开始的愿望。”从零开始的比喻，主宰了20世纪整个绘画艺术。（《20世纪西方美术史》德乌韦·施内德著 邵京辉 冯硕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年10月 第190页）

问题是艺术家的觉醒、突破，需要有眼光的收藏家发现，这些收藏家如同寻宝者，如同历史的创作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收藏，让艺术家的觉醒、突破引领潮流，被社会认可。而佩吉·古根海姆就是这样的伟大收藏家。

为什么中国需要佩吉·古根海姆这样的伟大收藏家？因为没有这样的收藏家，中国艺术家的突破、创造精神及艺术才华就无法被发现并引领潮流，无法促进人的觉醒和社会进步。而要成为佩吉·古根海姆这样的收藏家需要哪些条件？物质的、金钱的、关系的等诸方面中国人都不缺，最缺的是对自由及对永恒“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艺术修养、专业判断力！而这一切精神内涵还需要我们放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这个大的背景下去理解。那就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当代”？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这是全新的概念体系及评价体系的建立，本身就是“自由精神”的体现、突破、创新。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今天的艺术完全被置于西方文明史、艺术史及话语体系之下，中国当代艺术就只能是殖民地艺术。这样的艺术或许可以使少数艺术家获得成功，但对中国人的精神发展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殖民地审美鼓励放弃自我、独立、自尊和自由，为取悦于西方的买家而创作，这跟定制商品没有什么不同，是反艺术的。当然，问题的困难在于：如果脱离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在哪里？评价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是什么？这涉及最深层的哲学思考和创新！这是文明学要回答的问题：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或世界各地的区域文明，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人作为一个整体到底根据什么基本原理组织起来？为什么如此思考和行动？区域文明按什么基本原理运动、整合？未来如何？这是超越西方哲学的全新的思想方法。或许在这样的思想方法指引下，才能看清楚真正规律性及预言性的艺术。理解和掌握这样的思想方法的艺术家将会创造出新艺术，收藏家将像佩吉·古根海姆一样一样伟大。

一切都是死的，包括我们的肉体，惟有精神是活的，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艺术收藏，本质是收藏永恒的创造精神，艺术则是展现这种永恒的精神。

（文/北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