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绘对印象派的重要影响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使之在光色处理、视觉建构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松动了传承性极强的西方艺术之链，从马奈对平面化的追求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浮世绘的形式语言。莫奈的作品也体现出装饰性趣味的潜移默化，他在1909年曾说：“如果一定要知道我作品后面的源泉的话，作为其中之一，那就是希望能与过去的日本人建立联系。他们罕见的洗练趣味，对我来说有着永远的魅力。以投影表现存在、以部分表现整体的美学观与我的思考是一致的。”此外，德加对主要形体的大胆裁切、劳特累克流利的设计感、梵高强烈而明亮的色彩、高更趋于装饰性的综合主义等，合力引发了欧洲绘画走向20世纪的革命。

日本美术还对“新艺术运动”产生深远影响。1891年，法国评论家罗歇·马克斯指出：“无视这一影响，将无法正确理解近代绘画革命的起源……将无法看清今天样式的本质因素。实际上，这种影响可以与古典艺术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新艺术”这一名词正是出自“日本主义”热潮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法国工艺品商人萨穆尔·宾，他于1895年将自己经营的“东洋美术品店”改名为“新艺术沙龙”，这是首次提出“新艺术”的概念，并由此成为后来新艺术运动的名称。借助于对自然的关注与研究，欧洲艺术家们认识到，新的艺术样式源于自然主义与抽象化手法的结合，这也是他们从日本美术中得到的感悟。

木村斯光作品

尽管日本人的自然观还缺乏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归纳，但它以直观形式所展现的对空间的消解和对造型与色彩的平面化处理，正是在视觉上将具体的物质形态抽象化的有效途径。19世纪末热衷于日本美术的纳比派成员莫里斯·德尼给绘画本质下的一个著名定义：“无论是描绘人体还是其他的东西，……任何绘画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被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起来的色彩覆盖的平面。”预示着在主导20世纪现代艺术的美学理想后面，日本美术的造型观是强力的灵感之源。

“具体美术协会”和“物派”

20世纪前期，正当“日本主义”席卷欧洲之际，几乎所有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也在日本同步登场。但从根本上说，虽然日本从19世纪便开始模仿、学习西方美术，但一直表现出某种不适感，“明治以降，传统美术和西欧美术的倾轧和纠葛是日本美术的现实”。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艺术家从西方现代艺术的脉络中看到了其走向终结的趋势，开始意识到西方美术并非神圣不可颠覆，激荡的社会局势更成为这种反叛情绪的温床。因此，日本艺术家试图否定现代艺术的既有秩序，这种否定的态度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行为的原动力。

1954年11月，以吉原治良为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具体美术协会”成立，这是日本战后最早的前卫美术团体。吉原治良不认同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主张进行实验性的探索。他集合了一批年轻艺术家，重视在物质和行为中的精神体验，探索具有日本文化特征、反映民族个性的表现形式，对后来的日本现代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吉原治良在《具体美术宣言》中写道：“对于具体美术来说，人类精神与自然物质共存于相对的状态之中。物质既不同化于精神，精神也不从属于物质。物质以它自然的状态显露出物质性时，是表现的开始……精神若要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也就是将物质导入高层次的精神的场。”具体美术协会在重视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基础上，将强烈的生命感与物质性建立联系，进而探寻身体与物质的关系。由此，具体美术协会在回应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同时，也以独特的东方智慧激活了欧洲的“激浪派”，例如他们在舞台活动中的偶发艺术因素就影响了后来约翰·凯奇的先锋音乐。“具体美术协会”也成为第一个被写入西方现代艺术史的亚洲艺术运动。

在战后传统美术界的前卫团体中，有影响力的森田子龙、井上有一等人也于1952年组织了“墨人会”。他们打破文字界限，对日本的汉字书法进行了现代演绎，借用抽象表现主义的手法，掀起了一场“前卫书法”运动。不仅是古老的书法艺术如何在现代主义的潮流中获得新的生命，也关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批判。日本书法虽然源自中国，但被改造为“书道”，和花道、茶道、武士道一样，是精神和品格修炼的仪式，具有形而上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前卫书法运动致力于将书法提升到现代美术的抽象造型层次，而作为有着鲜明东方身份的“前卫书法”，禅佛的“空、无”被视为艺术上的最高境界。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期，日本还出现了许多前卫美术团体，有代表性的是福冈的“九洲派”和东京的“新达达”，继具体美术协会之后更明确地提出“反体制”和“反艺术”的口号。他们将“行为”放在首位，以“物质”为思考中心，最重视的则是“观念”。作品多为抽象绘画、装置、偶发艺术等趋于偏激的形式，挑战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绘画、雕塑概念，试图创立与之相异的“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