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地将仕途作为入世理想，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人生观，王羲之是信奉道教的。一般说来，文艺习惯地被视为道家的产物，从属于道家思想，“游心于道”指出了这一本质。回顾来看，魏晋思想实质是玄学，即是儒道相结合的产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不能兼济天下时，“独善其身”是首要选择。王羲之官至右军，但后因病辞官，发誓不再出仕，而任由天性，天马行空，所以殁后敕封为“金紫光禄大夫”，但儿辈却坚辞不受，谦身隐退。得意仕途时，也对宦海风波加以认识。随着经学体系日益僵化，世人中的消极情绪日益滋长，对仕途的热情消退，唤醒了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潜在意识，加剧了对道家的热情，并在士大夫中流行开来。文艺通常是医治人生苦痛的良药，政治上的失意要通过艺术来弥补，对仕途热情的消退和疏离态度愈来愈明显，有识之士将作为经艺之本的书法看成实现人生价值所在，功利不再是人生的必然。舍弃追逐功利的行为，不再作功利的附庸，从政治说教工具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追求无忧无虑的生活，从中获得更高层次的人生满足。人的心灵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创作的作品便迥然别于前朝。

士族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形态，建立了自主的人生方式，带来了厌倦功名的显著变化，不断地寻找更多自适其心、自抒胸臆的生活方式满足自己，表达自己心中的欲望。书法个性进一步增强，成为最典型的闲适方式代表，逐步开拓了具有个人色彩的空间，以笔墨来记述避而不仕的巨大生活乐趣。由于笔墨形式技巧的逐渐丰富和完善，使得书法本体相应摆脱完全依附于文字载体的局面，两者遂处于游离状态，书法就有了独立意义。行书此时发展成熟起来。当严整格肃的篆隶流变为行草，由民间工匠所为变为门阀士族的超妙高意和专业用情所在，“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高千古” ，表现出飘逸飞扬、逸轮超群的魏晋风度。就字体来说，方正字体的篆隶楷书，字字独立而无直接引带呼应关系，每字又都有空间量的规定性，字形结体的规范性不适应表现晋人“优美而自由”的心灵。行草可以信手挥洒，便捷随心，大小欹侧，尽形得势，显现字之真态。笔法、章法和字法更加丰富多样，极尽变化，不仅如此，魏晋书法还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包括本质论、创新论和技法论在内的系统思想，尤其是有品评论，将人物的品藻和书法艺术鉴赏合二为一，成为异于往昔书学的重要特征，可以书写出极其优美的线条，表现出种种风神状貌。“钟繇每点多异，王羲之万字不同。”晋人的书札和小品文隽事天成，俯拾皆是，后世米苏黄蔡等人书法都力追这种潇散风神，但总嫌做作夸张。

变法——家族书法不衰的秘诀

二王书法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各有所长，惟有理解和把握这一点，才能更好地领悟到二王的精髓。二王是尚韵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书家，但他们父子书法表现形态中又有一定差异，有内向和外拓的差别。如果将家法变成一种枷锁，近亲繁殖，固步自封，必将陷于僵化保守中难以自拔，只有那些敢于变法、挣脱羁绊的，才最终可以让历史青眼有加。王羲之的高超之处在于将书法笔势、文字内容和创作主体情感三者合一，结合得完美无缺。精深的笔墨工夫之外，还具备了超凡的天赋和潇散的个性，其实质是使书法作品的运行轨迹贯穿和充溢内在的生命力，也正是书法创作主体别具风范的精神气韵，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与他所独有的才情、智慧和风度直接联系，表现了人的生命、个性和气质。王羲之的天才创造，使后人所领略到独步当世的魏晋风度，超拔脱俗的风标，盱衡后世，莫能匹敌。王羲之的成功之处在于变法，不墨守成规，把握了时代的潮流，“野鹜家鸡定谁美？”后世的米芾道出了其中渊源。他不囿于魏夫人之所学，泛幼沧海，游历名山使他有了更多的见识，不断求新变革，正是这种精神使王羲之如日中天，如旦不夜。俞松说：“汉魏以后法书，东晋为第一；就晋人论之，右军又为第一。”王献之的过人之处在于不以承袭模仿为能事，将乃父行书的逸秀变为雄放，不落窠臼，用笔瘦挺，体势瘦长，笔势连绵不绝，变无形中的蕴藉之风为神俊之采，变方成圆。没有局限于王羲之，最终齐名，合称“二王”。

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门阀士族的心思和兴趣强调山水美，由此发现了人的内心，两汉以来繁缛迂腐的经学研究转向注重艺术，人更加关注于生命的享受体会。行草书的兴起为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经艺之本，书法不再是赵壹《非草书》所鄙弃的“末技”，而成为有身份地位的人所赏玩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寄托，变成士大夫的专意所在。书法在这之前，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使其过于质朴；在这之后，唐代进入“尚法”时代，使之定格在法度森然的境地。只有在魏晋这几百年，精神上大解放，思想上大自由，注重人本性情感的抒发，否定造作的歌功颂德，视富贵如浮云、权势如蒿草。这种特定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和风俗等汇成文化氛围，形成了以玄学思潮为主导倾向的时代潮流。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在书法领域内表现“尚韵”的书法风格出现，晋人书法便是这种美的具体体现。一部罗列了哲学、政治、宗教和人文思想和历史观组成的魏晋历史再现了名士热情洋溢的生命之波，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理性、自由和心灵也就解除了它们的抽象性，和它的对立面，即本身经过理性化的自然，统一起来，获得了血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