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言征，是说大举攻伐，言侵，是说军事行动隐蔽。《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例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与殷墟卜辞反映的侵、伐规模基本相当：商王武丁“伐”敌对方国，出兵人数一般是三千人（《英藏》558、559）或五千人（《合集》6409、6539），多者则可达到一万三千（《英藏》150“登妇好三千登旅万）；而“侵”的规模相对较小，如工*方一次入侵，被侵犯的只有七十五人（《合集》6057正）。从殷至春秋，史官言伐，均不分内外，也是传统笔法。殷墟卜辞中屡见商王武丁“伐土方”、“伐工*方”、“伐下危”、“伐召方”，是自内向外；帝辛时“遇人方伐东国”（《辑佚》690）、“遇盂方率伐西国”（《合补》11242），是从外而来。西周金文中的“唯王命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簋，《集成》4029，成王世）、“唯周公于征伐东夷”（方鼎，《集成》2739，成王世）、“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中方鼎、《集成》2751、2752，昭王世），是自内向外；而“淮夷敢伐内国”（彔卣，《集成》5420，穆王世）、“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东国、南国”（禹鼎，《集成》2833，厉王世），是由外而来。《春秋》虽无“我”向外征伐之例，但《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卿子展有“我伐宋”之语，可为佐证。

　　《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如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僖公三年“六月，雨”，殷墟卜辞中此类“雨”、“不雨”的简单记录也很普遍，两相比较，完全一致。《春秋》记载日食30余次，皆用“日有食之”，殷墟卜辞记载日食、月食，亦用“日有食”、“月有食”、“日月有食”，基本一致。桓公元年、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洪水用“大水”，殷墟卜辞亦有同例，如“今秋禾不遘大水”（《合集》33351），《左传》桓公元年传例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训诂卜辞亦较恰当。宣公十六年记载农业丰收用“大有年”，所谓“有年”的说法，也是继承自殷代史官，殷墟卜辞常见“受有年”，其例甚多，此不烦举。

《春秋》中还有一些语句与殷墟卜辞的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其中关键字、词的用法一致，读者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联系。如僖公二十年书“新作南门”、定公二年书“新作雉门及两观”，“作”的意思是建造；殷墟卜辞中作也有此用法，典型者如“王作邑”（《合集》14201）。如僖公二十六年书“公以楚师伐齐”，以是率领之义，传例说“凡师能左右之曰以”，以字的此种用法亦源自殷墟卜辞，如王命贵族以众伐敌方（《合集》28、31976），以众垦田（《合集》31970）之例，都是甲骨学者十分熟悉的。此外，《春秋》常书“公至自某地”，隐公二年有“公至自唐”，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齐”，“至自”的说法，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语言，如殷墟卜辞曰“有至自东”（《合集》3183）、“其先行至自戉”及“其先戉至自行”（行与戉都是地名，《合集》4276+《天理》149，蔡哲茂缀）。上述《春秋》与殷墟卜辞中常见字、习语用法相同，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笔法相承的结果。

《左传》比《春秋》晚出，成书于战国早期，系参考多种诸侯史书综合而成，其中夹杂着不少孔丘曰、君子曰等评论的话，整体上看是解说《春秋》的书。《左传》利用的原始文献，有不少就取自诸侯太史，故《左传》文字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也可与殷墟甲骨文相互对照。如《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通过祭祀四方神和土地神以祛除灾祸。这种鬼神观念及祭祀礼仪，其源头在殷代，殷墟卜辞中经常见到“方社并祭”及“宁于四方”、“宁某灾疫于四方”（如宁风、宁疾）的材料即为明证。最近周公庙遗址发现了“宁风于四方”的西周卜甲刻辞，更能说明四方神、土地神崇拜自殷、西周至春秋，没有中断。又如《左传》昭公五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谈及当时的纪时制度，其中旦日、食日、日中（中日）几个具体的时称，都见于殷墟卜辞。我们目前已了解殷人的纪时制度：旦为清晨、食日是上午的一段时间，日中是中午。（对殷历有兴趣的学者，可参看常玉芝《商代历法研究》。）学者如联系甲骨文材料，即可避免对《左传》中时称的误解。据上面两例，《左传》因系战国初期人编纂，其文笔与殷墟甲骨文相比，已不像鲁太史所书《春秋》那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殷人史官记述传统仍隐约可见，甚至可反映春秋时期华夏诸族仍保留与继承着一些殷代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