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并存时期，玉器主要是作为一种“玉石不分”的生产工具和武器，那么到了新石期时代中晚期，玉器因自身特质而受人们格外喜爱、甚至崇拜，而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礼仪之器，成为人们社会地位、权力和文化的象征。这时的玉器，多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和死后随葬用品，还有一部分变成日常生活中的饰品和辟邪用品。

原始社会特别是中后期，玉器在整个社会中用于宗教、权利、礼仪已很盛行，成为原始社会重要的特征，并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杨伯达先生在《古玉史论》中所指出的：“此长达6000年的玉文化已经了各个阶段的发展，并逐步广泛化、深化入，并终于成为文化主体，成为巫神媒介及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这一时期，出土了一大批制作精美、形制规范、纹样统一的非实用玉器，具有明显的原始巫术内涵。比如距今4500—5500年前的凌家滩——良渚文化遗址，三号墓随葬玉器120多件，其中璧24件、琮33件。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工艺精湛，基本形制有圆筒型和外方内圆型，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其“外八方像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像地之德，故以祭地”。

进入夏、商、周奴隶社会时代，玉器制作工艺技术长时间磨合统一，逐步形成了统一格调的礼玉文化。这一时期的玉器，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夸张双眼以突出人物的神采，动态或立或跽（跪）均合程式。玉材来自各地，同时和阗玉增多，成为王室、贵族的主要玉材。《周礼》记载的瑞玉有六种，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青圭祭东、赤璋祭南、白琥祭西、玄璜祭北。目前，出土夏代玉器较为集中的地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长且宽大，薄而有刃，仿自工具或武器，但均不能实用，是统治者显示威严和神圣的仪仗礼器。玉器是商代王室的专用品。商代玉器出土多的地方是河南安阳的殷墟，如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妇好是商代著名帝王武丁的妻子，死后受到厚葬，曾出土玉器755件，代表着商代治玉的最高水平。西周东周玉文化延续夏商王朝，山西侯马晋国发现盟誓玉圭、玉片，上面写着盟誓内容，证明了玉用于礼仪、庆典、祭祀的实际情况。这一时期的玉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由祭祀用具逐渐向君子借以修养品德的用具转变，“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彼其之子，美如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种思想逐步成为崇玉、用玉的一整套制度。

到了战国时期乃至秦汉，先有列国争霸，后有连年战争，作为礼仪之器的玉器，使用中等级制度逐渐混乱，在形制造型上基本突破了礼仪器的限制，创造了精雕细刻、生动传神、精致灵巧的新型玉器。战国时期的代表作有玉制多节佩、玉制龙首璜、玉制兽面纹琮、和阗黑玉带钩等。值得一提的是，汉高祖刘邦是一介农民出生，加之汉初百业待兴，所以周朝兴起的成组佩玉，虽然具有美感和礼仪作用，但制作困难，劳民伤财，佩带时行走、劳作等极不方便，一度被严格禁止制作和使用。一直到汉武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畅通，产自新疆和田的玉料大量运到内地，加上国力渐强，社会流行厚葬之风，玉器在日常生活和墓葬中大量使用。

两晋、隋唐以降，及至五代、宋、辽、金以来，玉器作为礼仪之器的地位逐步降格了，而更多地变成了专供佩戴装饰、陈设、观赏、把玩的饰品了。礼玉地位下降的原因，根本上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应该说，在玉器发展演进过程中，陶器及后来的瓷器也在发展进步中。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景德镇有人将瓷器运至当时的国都长安城，进贡给唐高祖李渊，号称假玉器。此后，瓷器类玉的说法贯穿以后整个年代。大诗人杜甫就曾做诗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礼玉衰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佛教文化的兴盛。如果说，儒家文化崇尚玉器，而在佛教七宝中，紫金、琉璃、白银、玻璃、珊瑚，甚至排在了玛瑙、砗磲的前面，这就动摇了一直以来礼玉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及至元、明、清之际，玉器从宗教、祭祀等神坛上走下来，更多地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装饰品，各种形制和纹饰的玉器日益增多。用于佩戴和把玩的玉器，多是小巧可爱。用于陈设观赏的玉器，则往往器型硕大。如清乾隆年间雕造完成的“大禹治水图”，玉料采自新疆，重达5300公斤。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玉器由帝王和官府，逐渐走向民间。清代玉器得到了空前发展，不但数量多、做工精，而且大型的重器也多，品类、装饰题材、雕琢工艺都进入了全面发展繁荣的阶段，形成了玉器发展史上的最高峰，也为民间玉器技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