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以来，湖南的湘阴至石渚一带是古窑址的中心地区，东汉三国时，湘阴就创烧出有名的青瓷。闻名于“青竹寺”和“铁角咀”，逐渐发展到“樟树”和长沙望成的“石门矶”等地都在生产，一直到隋代，湘阴的成关镇仍然是湖南烧制青瓷的中心。到唐代时，窑口的发展沿湘江逆流而上，向湘阴南部铁角咀（岳州窑）延伸，逐渐发展到长沙地区的铜官（铜官窑）和石渚湖（今长沙窑）一带。

汉唐前的青瓷也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发展到生产彩瓷。据考古发现，唐代的岳州窑和长沙窑出土的青瓷大多以生活用具为主，其中两窑生产的青瓷碗，无论从造型或釉色等都十分相似，罐类和摆设品类的烧制也大同小异。由于当时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岳州窑逐渐衰落，而长沙窑因“襄邓百姓、两京衣冠、投江、湘、故荆州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39 卷地理志），安史之乱，北人南迁，而兴旺发达起来，从而奠定我国第一个生产彩瓷的名窑。

关于长沙窑的窑址，文博界一直有争议，有些专家把长沙窑称为“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湖南文物志》1960.8）。认为瓦渣坪窑“南临石渚湖，西靠湘江，北抵觉华山，东接古城山，周围约三四里。”又说岳州窑在唐代烧制青瓷当时就名震全国，诗人陆羽曾在《茶经》中说岳州窑的青瓷仅次于婺窑。而有的专家认为，长沙窑位于湖南洞庭湖区，湘江下湖的铜官、石渚新河周围，窑口北距望城县的铜官约3 公里，南距长沙市5 公里，东北是山，西南环水。这一带绿树成荫，芦苇荡漾，燃料充足，瓷土丰富，水上交通十分发达。争议归争议，当年的铜官窑就是今天的长沙窑这个事实，文博界基本认同。有专家认为，瓦渣坪窑（长沙窑，属长沙市望城县）。在唐朝时离岳州窑就十余里，长沙窑应受岳州窑影响而发展，应属岳州窑系统。有的专家认为，岳州窑是专烧青瓷的，而长沙窑是以釉下彩瓷独具一格，所以两窑不可同一而论。至于把窑口叫作瓦渣坪或瓦渣堆、瓦渣山等称谓是因当地老百姓把窑口中拖出的堆积如山的废瓷和瓦陶统为瓦渣。这种称谓在历史上的衡山窑、石龙窑和湘阴窑、来阳窑以及怀化、侗仁等许多窑口都有。原长沙窑在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所以有些专家把长沙窑也叫作铜官窑。铜官窑一带盛产瓷器类原料，人们采用龙窑装烧，其器形式样达100 多种，主要以碗、罐、盒、瓶、壶为主，其次是灯、盂、枕、杯等民用器具。长沙窑的生产常采用瓷胎或陶胎两种，陶胎大多因土质不纯或砂多在烧制后成铁褐色或铁灰色，老百姓叫“缸瓦胎”。陶器中有时会出现双唇坛或碗、壶、洗等，而生产的瓷胎是灰白色或香灰色，温度一般在1200 度左右，所以有的人把生产的瓷器叫作半陶半瓷为炻器。

长沙窑生产的彩瓷有鲜明的特点：

长沙窑生产的彩瓷都有名称，从考古中出土的唐代瓷杯上就清晰地写有“茶碗”或“酒盏”、“蝶子”和“油瓶”、“小口”和“花台”等等名称。生产的茶碗胎轻壁薄，葵花形口，酒盏比茶碗小，容易区别。长沙窑生产的壶瓶种类较多，据收藏家统计有70 多种，如：喇叭口系钮壶、猪头流系纽壶、蟠龙提梁壶、葫芦型壶、花口壶和盘品壶等。但壶上不见“壶”字（专家认为，唐代时还没有发明壶字），有些小口带流的横柄壶写有“注子”，盘口系纽带的壶写为“油瓶”，也有写为“注瓶”或“汲瓶”的。其中，在长沙窑址中出土的一个酒壶上面竟写着“一双青鸟子”，有一个出土的带有喇叭口手壶的流下，书写有“陈家美春酒”等题记。总之，窑口出土最多的是盘口系钮壶和节流喇叭口手壶，这些壶上写的“油瓶”或“酒”字器。

长沙窑也代表了彩瓷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冯先铭先生说：“长沙窑虽然在当时文献中没有越窑邢窑那样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它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新方向，它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中国陶瓷1994）在唐代之前，我国的陶瓷工艺主要是单一的青、白釉作纹饰，人们以追求单一釉色美为审美观点，但长沙窑则是采用丰富的色彩，大量地利用釉色纹饰追求创新的过程而独具一格。在大量的长沙窑生产的器物彩釉上，你会发现釉色的特点集中在铜绿釉和铜红釉上，这两种釉彩广泛地应用在壶和瓶、杯和碟等身上，甚至出现通体分别是这两种釉色的器物。在唐代的长沙窑就能生产出铜绿釉和铜红釉的彩瓷艺术品，这的确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创举。正如耿宝昌先生说：“长沙窑开辟了采用铜红为饰的先河。”笔者认为当时的长沙窑的铜红釉彩的创烧可以同宋代钧红、明代的霁红和清代的郎红等比美。其中，长沙窑的彩瓷除应用上述两种彩釉外，还大量使用酱褐色作为纹饰，在白色釉饰中常见。

彩釉彩绘作为装饰，提高长沙窑彩瓷的工艺水平。

从出土的彩瓷上可看出釉下彩常见的纹饰是以花草为主，一反传统花卉人物画法，器物上经常出现许多不知名的山花和野草等，甚至南方的椰树和北方的紫槿、荒野和杂木、飞鸟和茅芦都不拘一格地闪耀于各种器物上，显得纹饰古朴生动，画法大胆夸张。你会感觉在那奇花异草之中不仅是浪漫之情趣，杯盘壶罐中却充满时代的苍桑。除此之外，长沙窑彩瓷以文字书法作为纹饰也是一大亮点，长沙窑彩瓷上经常出现诗歌和警示格言，常以楷书和行书出现，有专家点评：书法藻丽多姿具有“兰亭序”之笔意，也兼有“二十九日贴”书体某些特点。总之，这些书法深受二王书法影响，令人觉得瓷有价而书无价之贵也。其实长沙窑彩瓷书法之多，也是中国陶瓷史上之最，如出土的釉下黑彩上“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深意远，叫人扼腕叹息。又如专为信奉伊斯兰教而制作的釉下绿彩小口四系背壶（1980 年扬州萧山墓出土），上书“真主最伟大”以及绘画中鱼儿嘴边钓饵珠状图，书法有“垂钓之鱼，悔不忍饥”和釉下黑彩敞口盒上书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等等，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长沙窑的釉下褐斑彩瓷的出现，主要是为外销产品而进行的创举。

在中国陶瓷史上开创陶瓷工艺多样化的新局面，釉下褐斑纹饰一般采用浸釉的方法。常见的做法大多以模印贴花方法出现，模印贴花纹饰是先用泥片在印模上印出纹饰花样，趁瓷胎半湿未干之际把模印贴片粘贴在瓷器上，然后施以底粉，浸上褐色圆斑，再罩上一层透明青釉，在高温1400 度左右形成釉下褐斑彩。这一创新技法，为今后的贴花、印花、堆塑、镂雕等工艺奠定了基础，模印贴花深受波斯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喜爱。

长沙窑仿金银器彩瓷也深受达官贵人的青睐。

长沙窑中许多瓶、杯、蝶、壶中往往模仿金银器制作，瓷胎追求薄而轻，造型模仿花和果，如绿釉三角形印花蝶、青黄釉海棠杯等，装饰纹饰上追求金银器锤击和加工焊接的工艺效果，有些器物采用模制成型的手法，压成花瓣形，则花朵类似金银器中的錾花，有些器物上还仿铆钉装饰等等。这些造型和手法承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许多工艺和风格，从而区别于四川邛窑和衡山窑、礼灵窑等产品。

在人物雕塑和能吹响的动物捏塑上，长沙窑又是一大创举。

长沙窑的人物雕塑题材广泛，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种人物神气活现，形态各异，手法多种多样，情趣丰富多彩。在捏塑动物方面，长沙窑自成一绝，各种捏塑成形的动物都可以吹响，其声如哨或埙，令人惊喜惹人喜爱，传承至今，中外游客爱不释手。

总之，长沙窑创始于唐代而毁于五代，但长沙窑彩瓷式样之多，在唐代诸多窑口中可以说是少见而别具一格的。生产的器物大都是带有开片的青瓷或彩瓷和陶塑

艺术品，尤其是在创烧罐、壶、盒等器物的口腹和系流部位别出心裁，善于随形变换，创烧出许多实用美观的形式，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特点。所以，长沙窑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出现较早的模塑贴花装饰，用装饰物贴在器物上形成褐色纹饰，然后罩上青釉创烧。二是釉下彩的发明是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先发明釉下褐彩后发展为铜红、铜绿两彩，以至发展为多种彩瓷。这一发展突破了唐以前单一青色的审美理念。三是各种纹饰的大量出现，丰富了唐代瓷器（陶器）的装饰艺术，对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开了先河，其工艺也为后世奠定了基础。四是长沙窑生产的雕塑人物和捏塑能吹响的动物产品，对后世的人物陶瓷或雕塑人物以及能动会说的玩具等产品出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