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祭侄稿》局部

表情达意的基本手段

半坡文化中，有作为装饰性的陶文。很多陶文是线面的结合，也有一些是用线勾描出来的。线条的形态丰富多彩，本身已具备独立的审美意义，与后世书法的一些特征相当接近。

书法艺术最重要的特征是“书写性”，所谓“书写性”是指作品中笔触的运动感和连续性。中国书法就是把这种书写性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这种书写性在原始刻画符号中（包括文字的雏形和原始图画等）已有所体现。岩画中表现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界的其它物象也是文字的雏形，后来演化为象形文字，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象形文字符号呈现的绘画形态美，也体现出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在人类发展早期是共同的特征，但在很多民族并没有得以延续，只有在中国的书法中得到充分发展至高度成熟，又贯通于绘画等其它艺术领域之中。郭沫若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

中国人具有诗的灵性，崇尚心灵自由的诗意人生。“书者抒也”（许慎《说文解字序》），“书，心画也”（扬雄），“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书法艺术这种直抒心意的表达方式，非常符合中国人直觉感知世界的方式。因此，书法能通透地表达中国人的诗性心灵，成为中国文人表情达意的基本手段。

王羲之书《兰亭序》，记叙兰亭山水之美和集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感慨；颜真卿书《祭侄稿》于亲人罹难、“父陷子死，孤城围逼”的情况之下，借其文其书表达对叛贼的痛恨和失去亲人的悲愤，书文辉映，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东坡于困顿之中书《黄州寒食诗》，“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寓忧患之意于点画之间，将抑郁却旷达之情倾泻于笔端……历代志士的家国情怀无不体现在书法之中。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中，作为静态书体的篆、隶、楷书，用笔内敛平和，更多地表达一种静穆平和的秩序感；作为动态书体的行、草书，用笔跌宕飞动、变化莫测，追求犹如交响乐般的强烈节奏。这种节奏性在草书中发挥至极致，尤其是张旭、怀素的狂草，变动如鬼神，不辨端倪，对书法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表达在草书中合二为一。某种程度上，草书与原始刻符中体现出的人性本初有意无意的表达方式尤为契合。

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书法是古代文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明清文人追求所谓“三绝”——诗书画，近代文人要求做到诗书画印四全，还有所谓琴棋书画、书房四艺……这些对文人基本技能和素养的要求都离不开书法。书法在传统社会里一直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专利，既是书斋雅玩，也是必修功课。于读书治学之余，挥毫染翰，即可证经悟道，又可消磨时日。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古代君子立身的四个原则，也可看作一个层层递进、人生境界不断提高并最终升华的过程。为学始于立志，致力于道德，终于优游于艺术境界。只有依靠艺术达于“游”的精神自由境界，才可体味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大境界。

书法能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待人接物的态度。对力、气、韵、势、节奏的追求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穿插、避让、担夫争道，又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表现。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自此草书长进”；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黄庭坚“于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以古人为师和以造化为师是书法学习的两条重要途径。师古人，就是学习历代积累的书写经验；师造化，是要参悟宇宙人生和自然万物之理，以技进道。

硬笔、电脑等新型书写工具的介入，使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步弱化，艺术的功能却得到发展。新时期持续不断的群众性书法热潮即是很好的佐证。书法在当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强化视觉的表现力上，很多美术化因素融入进来，例如强调单字结构的造型，甚至出现极力变形夸张的方式，还有强调章法的构成，融入现代构成设计意识，甚至出现各种色纸拼贴等非书写手段来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这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书法的表达空间，丰富了传统书法的表现形式。

宋代陆游有诗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雨后的春光下，明窗净几，铺毫展纸写上一通草书，闲情疏意，随纸斜行，不着意，不求工，写累了就晒晒太阳，细细地品鉴雨前春茶。这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快意人生！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