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素之后数十年，又有僧人高闲以草书闻名，曾在唐宣宗御前挥毫写草字。其书法学张旭、怀素，书迹仅留下草书《千字文》残本。诗人评论他的草书：“笔墨俱佳，笔法奇伟，有自然淳古之气发于毫端。”从《千字文》残本墨迹来看，他的草书功力可观，但气韵略显不足，尚未达到怀素的境界。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曾盛极一时，文化艺术因而得到很大发展。唐诗自不待言，唐楷也是盛世的产物。作为唐代书法的代表并一直影响后世的唐楷，在当时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一看到法度森严的楷书，就会联想到歌颂盛世的一座丰碑。然而，与威严的唐楷迥然不同的狂草，也勃兴于唐代，并为达官贵人所宝爱，成为唐代书法的另一个顶峰，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类似的现象在清代也可以见到。在康乾盛世，皇帝偏爱赵孟頫、董其昌书法，后来形成了所谓的“馆阁体”。但当时，却有“扬州八怪”的郑板桥、金农等在标新立异，也颇受士大夫喜爱。这种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取向的书法现象，也许正是书法艺术具有巨大涵量的反映。书法作为艺术，不仅在书体上，而且在风格上、审美上，给不同的书法家留下了不同追求的广阔天地。各种书体、风格和流派可以并行不悖地发展，因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书法面貌。

唐代狂草的成就，比起东晋王羲之的小草是一个新发展，而且是在庄严肃穆的唐楷占统治地位时发展起来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第四节  宋元两代的草书

唐朝之后进入战乱不已的五代十国，书法大大衰落。这时期，有位大书法家杨凝式（公元873——954年），是唯一的佼佼者，被称为“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清•李瑞清语），是唐代书法传至宋代的纽带人物。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柳公权，以后向上追学二王。明代董其昌评价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凝式笔势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可称书之豪杰，不为时代所埋没者。”杨凝式为趋避灾祸，洋装疯癫，人称“杨风子”。他的代表作有行书《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行草《夏热帖》，草书《神仙起居注》等。其草书属于古典小草，没有癫狂之意，与张旭、怀素的大草相去很远。不过，他却起到了使后人通过他的书迹上窥二王形影的作用，成为宋代书法家学习的榜样。

宋代书法，虽有五代杨凝式传递过来唐以前书法的意象，但随着时代审美意识的变迁，行书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形成了“宋人尚意”的取向。被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就是这一时代的代表。宋四家都擅长行书，并且各有所长，都留下了传世的不朽名作。他们都能作草书。苏轼的《梅花诗》刻帖，可以说是唯一能见到的草书遗迹，短短二十八字，由小草到狂草，跨度很大；蔡襄曾被评价“行书第一、楷书第二、草书第三”，其草书作品有《陶生帖》、《入春帖》等，颇有二王遗韵；米芾有“集古字”之称，临写二王法帖几乎可以乱真。苏轼评价他说：“海岳（米芾号）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耳。”他的草书作品与蔡襄相似，以小草为主，有《论书帖》、《元日帖》等传世，都是二王风格。宋四家中，黄庭坚不但行书个性鲜明，别具一格，而且草书也有巨大成就，是唐以后狂草的主要继承者。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卒于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054——1105年）。书法师承颜真卿、杨凝式，大字学《瘗鹤铭》，草书学怀素。《宋史•黄庭坚传》称：“（黄）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宋代居简《北磵集》中评价：“山谷草圣不下颠张醉素，行楷弗逮也。”认为黄庭坚的草书优于行、楷。元代赵孟頫评价：“黄太史书有张长史（旭）圆劲飞动之意，望之如高人胜士，令人敬叹。”这些评论都给了黄庭坚草书很高的评价。确实，黄庭坚的草书不但在宋代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在草书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黄庭坚的草书，不是在形质上与情性方面贴近二王古风，也不是在小草信札方面偶尔一露，而是沿着张旭、怀素狂草这一脉络，倾心创作了长篇巨帙的狂草作品，使草书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一批不朽名作。代表作有：《花气诗帖》、《李白忆旧游诗卷》、《刘禹锡竹枝词》、《诸上座帖》、《杜甫寄贺兰铦诗帖》、《廉颇蔺相如列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