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战争中形成的极端意识以及以服从为主旨的全民军事化(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当失去了与之相应的极端环境时(战时状态),就转成了全社会对权力的崇拜与恐惧;依懒与憎恶的怪戾心理。整齐划一的行为铁律,统化限制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对斗争哲学的崇拜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处于竭斯底理的狂风之中。一方面用“阶级斗争”屏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交流,另一方面继续用反封建屏闭了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联系与溶汇。这更加重了社会心理的极端虚弱,恐惧与自卑,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强化了对暴力斗争的依赖,使斗争成为了社会生活中唯一的行为方式和内容。它使得在战争中运用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瓦解,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为非白即黑的教条主义国家,而斗争的社会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使这一“群氓”化趋势走向了极至。它使得民族性格扭曲,道德沦丧,心理失序,情感危机与焦虑无不处不在。

如果说国民党的崇洋媚外还只表现为上层社会的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那么解放后的中国大陆则全盘进行了苏联式的社会改造。

总之对中国文明而言,原有生态都遭受到了极端的破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伦,以及赖以建立的社会秩序,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特有的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秩序,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颠覆。特别是天理(自然观)人伦(道德观)与情理(良心)之间的有序一致性和系统的完整性,被破坏更是严重的。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都是我们今天说的“零和游戏”,当时是“你死和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固有对以人伦为基本枢纽的“仁爱”“互助”“双赢”等和谐关系的深重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