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顺治元年清军进了北京城以后，立即在内城圈地安置八旗军队，接着又下了诏书，正式提出“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兵，当然就是八旗兵；民，就是内城里原有的居民。顺治五年又下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也就是说，除了八旗兵、八旗中的汉人、僧道和直接为官府服务的一些汉人外，其他的人都要迁出内城。这些人出了内城往哪里去？当然是城南了。因为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他们发源于东北，老家就在沈阳，历代祖宗的祖坟也在那里。清军不可能把汉人往他们的老家赶，所以当多尔衮下令将汉人驱逐出北京的时候，他们自然要往南出永定门去。

可想而知，被驱逐逃难的这些人中当然还是穷人多，他们聚集在北京城南部住下来，并靠着耍把式卖艺，或者卖小吃、唱戏等手段谋生度日。即使后来清朝皇帝打算在“满汉一家亲”上再做点文章的时候，也至多是让他们回到前门外的天桥一带，而绝不会让他们住进内城去。

全国各地的举子千里迢迢进京赶考，卢沟桥是京西的必经之路，过了桥必然要进广安门，而广安门内大街的东端正是宣武门以南地区。遍布宣南的会馆，最初就是由饱尝科举艰辛的京官们为造福同乡举子而发起集资兴建的。举子们考试前就住在这些会馆里，读书会友，熟悉京城风物，待他们升官发财后，自然也会首选宣南一带住下来。而有些无力购房的官员，索性就以会馆为家了，比如林则徐、鲁迅等。从卢沟桥经广安门进京的还有很多南来北往的商人，他们也会选择那些专门的商务会馆暂住。清朝时期，除了皇亲国戚和大宦官多住在西城西四、平安里一带，朝廷重臣多住在东城王府井周围外，三省六部的各级官员也大多集中在宣武门外。

文人士子们需要文化消费，这又带动了会馆区附近经营书籍古董的琉璃厂文化一条街。这些人在断文识字之外，当然又少不了口腹声色之欲，于是正阳门外的商业、娱乐业、餐饮业也红火起来。有些考试无望的举子无脸回家乡，也有转行作生意的，比如最早在延寿街上做臭豆腐出名的王致和就是安徽的举子。

为了防止内城的八旗兵堕落，内城还禁止开设戏园、旅店，所以，戏园子、饭店、旅馆也都开到了南城，整个内城变成了个军事城堡。因为内城以外只有前门大街西侧还算热闹，品味也比较高，于是这些戏园子、旅馆也喜欢往这里扎堆儿。乾隆时期徽班进京，还有后来的四喜、春台等戏班，都是选择在大栅栏一带下榻的。戏园子的增多为八大胡同的兴盛准备了条件。八大胡同最初就是为戏班子提供进京住处的，是旅馆性质的，也是许多官宦权贵、文人墨客聚会之所，后来逐渐变了味，成了纵酒寻欢的风月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