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太学平面图

太学在北宋时期经历了蓬勃发展，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太学的学生总数为1000人，其中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二百人，外舍生七百人。元丰二年（1079年），太学进一步扩招，学生人数激增到2400人。崇宁三年（1104年），宰相蔡京向皇帝建言，将太学的三舍法推行到地方上的官办学堂，并且规定州学学生每三年参加一次太学的选拔，选拔合格者进入到太学的外学即辟雍学习，这时的太学生数量达到顶峰3800人。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废除了科举，由太学举办公开考试进行官员的选拔：“每春季，太学、辟雍生悉公试，同院混取，总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为上等，即推恩释褐；一百四十人为中等，遇亲策士许入试；一百八十七人为下等，补内舍生。”对于那些进入了太学，却连续几次无法通过考试或是在校期间受过处罚的学生，会被打回原籍州郡学校重新参加考试选拔，称之为“退送”。

在宋代，希望进入太学求学的学子始终络绎不绝。这不仅仅是因为太学聚集了当时最出色的老师，还因为这里拥有州郡学校无法比拟的优惠政策。根据《宋史·选举三》中的记载，“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以俟殿试；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等，以俟省试”，即太学生中的上等成绩可以直接授予官职，中等成绩可以直接免去省试、解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成绩也可以免去解试直接参加省试。即便对于那些享受不到免考政策的学子，太学也拥有远高于州郡学校的录取比例，比如庆历年间，州郡学校解试的录取比例是几十个人里录取一个，而太学则是“每十人与解三人”。到了南宋也同样如此。针对这一现象，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批评道：“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走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

宋初出于安全考虑，太学实行“火禁”，太学生都是走读的，但是面对北宋东京城的高房价和高房租，即便对于补助丰厚的外地太学生来说也吃不消。于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胡瑷上书朝廷恳请放宽“火禁”，从此太学生开始了“寄宿制”学习。“寄宿制”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除去公共假日，太学生每个月只有四天的假期允许外出。当时朝廷除免去学费、住宿费和书本费外，还给太学生丰厚的食补，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记载，“初（即熙宁五年）给外舍生食，人月为钱八百五十，至是（即元丰三年）增至千一百故也”；而内舍和上舍生还要比外舍生多二百四十文，于是太学生可以用省下来的钱丰富课余生活。有些太学生喜欢逛相国寺的市场，比如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每朔望，明诚太学谒告（请假）出，质衣取半斤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有些太学生比如杨大年就喜欢与同学结伴去烧朱院吃惠明和尚的烧烤；还有一些太学生喜欢一起聚会，聚会上甚至还请来妓女助兴，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便记载道：“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

除科举之外，在宋代还设有制举和武举作为补充。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设立制举三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和“详娴吏理达于教化科”。从名称上可以深刻感受到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但实施起来效果并不好，整个宋代制举只有四十人登科，位至宰相的只有富弼一人，所以制举屡兴屡废达三次之多。武举始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最初是为了应对西边党项人的侵袭选拔将才而设。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开办类似太学的“武学”；宋神宗熙宁年间，“三舍法”也被引入武学。元丰三年（1080年），由朝廷下令将古代的七部兵法修订汇编成《武经七书》，成为为后世沿用的武学标准教材。

书院教育：管弦正合看书院，著书讲道方正酣

“书院”之名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北宋初年，结束了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书院开始兴起。吕祖谦在《记白鹿书院》中有言：“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渐而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即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后来庆历新政的主要发起人范仲淹就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进入应天府书院学习，并在那里培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和抱负，同时也让他很早就意识到学校的重要性。在他的《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有言：“致治天下，必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教，使其服礼乐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这便产生了后来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当时“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洪迈在《容斋随笔》），许多书院与官办学堂合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