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生命》展览现场，黄晓

比如说 Studio Klarrenbeek & Dros 的3D打印真菌椅子，它被放在第一个板块“自然工程”，但其就地取材及分解后用作肥料，强调了新物质性。而特尔莎的湖泥微生物供能灯，被放在第四个板块“制订生命”，但其不也有工程化发展及扩大至家用以外特定环境的模控化发展潜力？

我们不难看到，这个策展思路藏着“控制的有机论”视角。事实上这也是这次展览主策展人玛丽·布瑞尔（Marie-AngeBrayer）在展览手册中撰文所试图厘清的一条主要线索：我们今天信息数字技术高度发展、趋向自生，而人与人、人与非人存在物可通过信息数字技术深度互联，再加上研究生命的科学越趋具体精细可操作化。是否可以以数字互联、成熟及可普及的新材料打印技术为基底，重新“生物化”我们的栖居地，来回应日益突出环境问题？甚至重置作为人的我们与其他生物、乃至其他非人存在物的关系？而设计及艺术作品里面对此给出的答案，又具体指向怎样的一个或多个“认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