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器物组合（一） 彭小军供图

神秘的葬俗

科学的考古发掘向我们展示了城河先民生产生活的图景。那么，他们死后又去了哪里呢？

在事死如事生的史前社会，先民们对于墓葬的营建极为重视，常常投入很大的成本和精力。墓地的发现和揭露，能够帮助我们真切了解古人的社会结构，为探讨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最为直接的材料。因此，城河墓葬区的寻找一直是考古队割舍不下的学术任务。

在城河首次发掘之时，就有老乡向考古队提供线索，在北壕沟的外侧曾捡到带孔的石斧。考古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老乡所说的“带孔的石斧”很可能是“钺”。钺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是权力的标志，一般出现在重要的墓葬里。几乎可以断定，城河遗址的墓葬区应该在城址的北部。

2017年底，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却极为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后，确定了整个墓地的墓葬数量不少于235座。尽管这些墓葬的主人只是城河先民的部分群体，但墓地中展示的葬仪足以体现当时的社会观念。

与新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墓葬一样，墓地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另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而且保存状况相当不错，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结构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支撑。

我们还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合葬习俗。位于墓地最中心的第112号墓，面积达22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这座大墓是“同穴三室墓”，即同一个墓坑，墓底部用土梁隔成3个墓室，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中间墓室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包括体量巨大的棺木、暗红色漆盘、大量的磨光黑陶，以及玉钺、象牙器等，这些都足以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尽管两侧墓室人骨无存，但无论从棺木体量和随葬品数量来看，都无法与中间墓室等同。葬礼的过程也极为隆重，不仅随葬了上述大量器物，还在棺外放置了猪下颌骨，并且在填埋过程中，在中间墓室上方摆放了大量的带盖容器，以视对死者的尊重。3座棺木内都发现了象征军权或王权的玉钺，而且刃口全部指向西方。

在这座大墓的西侧，有一座同穴双室的合葬墓，编号第233号，“打破”了112号。打破，是考古学的科学表述，其实考古人员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对接”现象。233号的墓主在下葬的时候，葬礼的操办者应该知道112号的存在，而且有意识地在112号的西端开挖了同穴双室的墓坑，从而形成了一个“五连间墓室”的特殊形制。有意思的是，233号的两个墓主都是女性，并且都随葬了纺轮，似乎暗示城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纺线”的性别分工。

类似于这样的大型墓葬还有5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并且都是同穴双室合葬墓，墓室内常见体量巨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通过对保存下来的人骨鉴定可知，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表现出了对生活场所的眷顾。在它们的周边，则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向不尽相同。不过，也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准确关系有待于古DNA信息的最终解读。

墓地所在的王家塝是一处自然岗地，是遗址所在范围的海拔最高点。活着的人们选择这处岗地埋葬他们的祖先，既不占用城内宝贵的土地资源、影响生者的日常生活，又能够让先祖们矗立在制高位置，“俯瞰”全城，佑护子孙，体现了“生死有别”的理念。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地点恰恰是城外河水进入城内的必经区域，或多或少体现了水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