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和日本的绘画在不同的时期，跟随不同的局势，出于不同的目的，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

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是，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即使在彼此竞争，甚至敌对的局面下，仍然在文化艺术上无意中充当了对方走向西方的桥梁。

在19至20世纪的一二百年间，西方人并非全然将中国艺术作为独立范畴来理解，而是作为远东艺术中的一类看待。当时西方语境中的远东艺术（Far East Art），也称东亚艺术（East Asian Art），主要指中国和日本的艺术，韩国艺术受到的关注较少。同时，在西方艺术史的传统中，绘画与雕塑属于“纯美术”（Fine Arts）的范畴，其余的视觉艺术品则属于“实用美术”（Applied Arts）的范畴，也常被称为“装饰物”（Decorative Objects）。在西方传统的眼光看来，“纯美术”，尤其是绘画，意味着某一民族的视觉艺术已经脱离了实用的范畴，通过智识来认识和描绘世界。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思考在西方世界中，中国绘画作为远东艺术的组成部分，与日本绘画在“他者”观感上的差异，进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和地域之间有关艺术传播和文化形象等诸多问题。

一、19世纪以来的日本优势

1929年，时任底特律艺术学院亚洲艺术部主任的本杰明·马奇（Benjamin March,1899—1934）出版了一部报告《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他记载道，在19世纪上半叶，是冒险商人的古董收集阶段，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瓷器等工艺品感兴趣；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对日本的兴趣占了上风。

日本艺术的实物在美国人心目中胜过中国艺术之时，在于1876年的费城百年博览会。中国和日本的展品都受邀参加这届博览会，日本的展品由日本政府精心挑选，强调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中国的展示由清政府任命的中国皇家海关总督察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挑选，分为“旧中国的收藏”（Collection of Old China）和“纸绢上的水彩画”（Collection of Ancient Water-color Paintings on Silk and Paper）两组。相比中国，日本政府的高明眼光卓有成效地吸引了美国人的兴趣。这体现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希望“脱亚入欧”，与技术先进的西方靠在一起，向西方展示自身丰富多样的文化形象的努力。

中国皇家海关总督察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此后，日本进一步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在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上，日本仿照京都郊外宇治地区11世纪的凤凰厅搭建了一座建筑，引发了大量关注，而中国艺术品的展出却没有太多的新意。在这次展览上，日本拥有了“纯美术”的环节（Fine Arts Sections），而中国却没有被设置“纯美术”的环节。美国马里兰大学文化与国际关系方向的教授孔华润（Warren I. Cohen）认为，对日本艺术的尊重强化了对其政治文化的尊重，对中国的轻视则影响了西方人赋予中国艺术的价值。当时正值甲午海战前一年，日本已经能够灵活而老练地在东亚事务上与各国周旋，而中国却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全无余力顾及文化外交。